我用AI学历史 第518章 李渊为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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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兵乱迭起，战火连绵，致使田亩荒废，百姓饥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天下统一之后，李渊深刻认识到农业为立国之本，遂下《劝农诏》，要求州县牧宰对民众“明加劝导，咸使戮力，无或失时“，强调春耕秋收不可延误，各级政府须将劝农课桑作为首要政务。随后，唐廷相继颁布一系列诏令，以辅助农业生产，如《罢差科徭役诏》《申禁差科诏》等。通过此类诏令，唐朝将“蠲减徭赋““不得差科“等作为日常化管理制度予以确立，严格限制地方官吏在农忙时节征发徭役，保障农民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耕作。

为避免臣民因沉湎酒醪欢娱而大行屠酤，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导致耕牛数量减少，李渊发布了《禁屠酤诏》以提倡节俭、禁行屠酤。唐代耕牛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畜力，屠牛之风盛行势必影响农耕效率。此诏体现了李渊对农业生产的深切关注，将保护耕牛、节约粮食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此外，李渊还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将因战乱沦为奴婢者放还为良人，充实农业劳动力，增加编户齐民。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使武德年间耕地面积逐渐扩大，粮食产量稳步回升，为贞观之治的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为了避免征求不息使百姓不堪重负，李渊以身作则，厉行节俭，一改隋末奢靡之风。为节约财政开支，减轻隋末以来京城寺庙道观因结构庞大、人员芜杂造成的资源浪费，李渊诏令澄清释迦、阐教，对佛道二教进行整顿，限制寺院经济过度膨胀，裁汰冗员，将部分寺观田产收归国有或分配给贫民。

有感于隋炀帝的巡幸过度，遍建离宫，广采民女，糜费繁恣，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国破身死的历史教训，李渊颁教将“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隋代自长安至扬州，沿途修建离宫别馆四十余所，耗竭民力，李渊下令悉数罢废，宫女放还，使其与家人团聚，既节省了巨额开支，又体现了人道关怀。他本人亦减少巡幸，常驻长安，专注于政务，与隋炀帝形成鲜明对比。

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的颁行，武德年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口由隋末的约二千万增至武德末年的二千余万，国库日渐充盈，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在赋役制度方面，李渊主要延续了北魏以来行之有效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形成了完整的赋役体系。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李渊初定租、庸、调法。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绢二丈、绵三两，役则二十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折绢三尺。但当时天下未一，战乱频仍，此法因战争而未真正实施，仅具条文意义。随着天下一统，社会形势渐趋稳定，均田与租庸调的实施条件日益成熟。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开始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并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老男、笃疾、废疾各给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田三十亩，工商业者减半，僧道给田若干亩。

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口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的赋役制度，其设计精巧，兼顾国家与农民双方利益。从国家角度讲，它为征税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税目清晰，征收便利，在唐代前期扩大并稳定了国家税收，有力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从民众角度看，它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户负担，庸代役的制度使农民有较多时间自主安排生产。由此可见，李渊在位之时创立的租庸调制适应了隋末唐初现实社会，成为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直至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实行，沿用长达一百五十余年。

唐立国之初，仍然沿用汉代以来通行于世的五铢钱。但隋末战乱，私铸盛行，币制混乱，“钱贱物贵“，严重影响商品流通和财政收支。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为整治混乱的币制，李渊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

“开元通宝“四字，为尚书右仆射欧阳询所书，书体端庄凝重，法度森严。其重量为二铢四絫，约合今四克，十钱为一两，“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通宝“意为通行宝货。时人认为“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轻重适宜，便于流通，“远近甚便之“。开元通宝的使用，使唐代货币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终唐之世，铸钱皆以“开元通宝“为文，成为唐代货币的代名词。高宗时一度改铸“乾封泉宝“，但因“谷帛踊贵，商贾不行“，最终复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在钱币铸造的形制、重量上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各朝铜钱的范本，其外圆内方的形制，象征天圆地方，影响深远，直至清末机制铜元出现，方告终结。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为“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鉴于“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李渊提出“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的指导思想，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

他创立了中央官学，并以国子学来统摄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形成完整的中央官学体系。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子孙，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子孙及庶人俊秀者，律学、书学、算学则招收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同时还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庙、孔子庙，四时致祭，追赠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并礼遇其后代，封孔子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在此基础上开始在国家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行礼制，借助礼制来治理国家，如武德七年（624年）颁行《武德令》，其中《吉凶宾军嘉五礼》一百三十一篇，规范了国家礼仪制度。

隋朝灭亡后，李渊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以“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中，他令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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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奉诏修史的群臣皆身居要职、文名极高，如颜师古为著名学者，精通训诂；姚思廉为史学家姚察之子，承家学修梁陈二史；令狐德棻为文献大家，主持图籍整理。由他们修撰的魏周隋梁齐陈史，使得大批史籍得到了整理和保存，虽然其中部分史书后来经唐太宗、高宗时期重撰，但武德年间开创的修史事业为唐代官修史书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对于唐朝的封建统治有可资借鉴的作用，对于后世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也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李渊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由欧阳询、令狐德棻、裴矩、陈叔达等十余人共同编纂，历时三年，于武德七年（624年）成书，共一百卷，分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子目。此书“事居于前，文列于后“，先列史实，后附诗文，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许多后世亡佚的古籍赖此书得以保存片段，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与《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并称“唐代四大类书“。

面对隋末唐初极为兴盛的佛教，李渊采取抑制政策。隋代佛教极盛，寺院遍布，僧尼众多，“天下僧尼，数盈十万“，寺院经济膨胀，与国家争利。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傅奕为著名天文学家、道士，深恶佛教，多次上疏抨击。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剥削民财，割截国贮“，“迷惑百姓“，主张“令僧尼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

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剃发染衣，不拜君亲，与儒家伦理冲突。李渊对傅奕之议颇为赞同，曾下诏沙汰僧尼，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并令僧道致敬王者。但因佛教势力强大，反对激烈，加之玄武门之变爆发，李渊最后因为“玄武门之变“而禅位，故没有彻底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太宗即位后，政策趋于缓和，佛教再度兴盛。

值得注意的是，李渊对道教则颇为尊崇，认老子李耳为始祖，武德三年（620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自称是唐天子之祖，李渊遂立祠祀之，武德八年（625年）更定三教次序，以道教为先，儒教次之，佛教为后，体现了“兴道抑佛“的倾向。

李渊汲取了隋亡的教训，认为历代之所以对周边化外之民采取“怀柔““羁縻“之政策，是因为华夏与四夷各自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其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禹划九州，尧封万国“，不可强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确立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国家一视同仁，避免冲突，“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以安定内部为首要，为李唐政权的巩固与建设赢得了时间。

自北周以来，突厥汗国势力日盛，控弦百万，“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政权。唐初，突厥为了称霸中原，极力扶植操控各种中原政权，如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高开道等割据势力皆称臣于突厥，接受其封号，引为奥援，这成为了唐朝的心腹大患。突厥骑兵屡屡南下，深入关中，威胁长安。

李渊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选择对突厥称臣，以求得和平的外部环境。太原起兵时，李渊即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请兵“而“许以金帛子女“，换取其支持。即位后，继续奉行“卑辞厚礼“之策，岁遗金帛，称臣纳贡，甚至考虑“迁都避之“。这一政策虽遭时人非议，但确实为唐朝争取了宝贵的恢复时间，避免了两面作战的困境。至贞观初年，国力强盛，唐太宗方转守为攻，最终灭**厥。

唐朝建立后，与东北地区的高丽（即高句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主动向唐朝示好，自武德二年（619年）起，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贡，贡献方物，表达了与唐修好的意愿。李渊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接受其朝贡，回赐丰厚，册封其君主。

唐与高丽曾相互遣返了隋朝与高丽作战（参见词条三征高句丽）时的战俘。隋末三征高丽，俘虏众多，双方皆有人员滞留对方境内，李渊下令遣返，体现了人道关怀，亦改善了双边关系。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遣使臣入唐请求颁历，表示奉唐朝正朔，次年（625年）请求学习佛教礼法，唐朝皆予满足，派遣使者前往。

面对高丽的请求，李渊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一面遣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承认其在朝鲜半岛的优越地位；并同时册封了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武德四年开始，百济就遣使朝贡）。同年再封新罗真平王金白净为上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他对三国一视同仁，不分厚薄，使三国互相牵制，达到了牵制高丽，稳定边疆的目的，避免了朝鲜半岛出现单一强权威胁唐朝边境。

武德九年（626年），高丽封闭了新罗和百济到唐朝的道路，多次侵犯两国，新罗、百济上报唐朝，请求援助。李渊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去调解，宣谕唐朝和平意愿，三国纷纷上表谢罪。当时唐朝地位不稳，内部矛盾激化（玄武门之变即将爆发），无力插手朝鲜半岛的三国事宜，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以调解为主，避免直接介入。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丽频繁派使臣入唐，接受唐的册封，引进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如衣冠制度、历法、佛教经典等，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李渊的东北外交政策，以和平、怀柔、制衡为特征，为唐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直至贞观末年唐太宗征高丽，方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唐高祖李渊在位期间，在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领域均有所建树，其政策务实稳健，注重恢复与发展，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尽管其在位时间较短（仅九年），且晚年遭遇玄武门之变的悲剧，但其开国奠基之功，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