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996章 德国的薪资调整计划

第996章德国的薪资调整计划(第1/2页)

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三层的经济政策会议室里，一扇朝南的窗户敞开着。

八月的风从施普雷河的方向吹过来，把窗帘的边缘微微掀起。长条桌的桌面铺着几份不同时期的文件，纸张的厚度和颜色各不相同，从一九一九年那些边缘已经发黄卷曲的旧册页，到一九三七年刚印好的、纸面依然挺括的新文本，像一层一层叠起来的时间剖面。

韦格纳坐在长桌靠近窗户的一端。

他今天没有穿外套，只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衬衫，袖子卷到了前臂的中段，露出小臂，他面前摊开着一份标题为《国民收入分配与基础薪资调整纲要（一九三七年修订版）》的文件，封面上盖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圆形印章。

他正在翻看附录中的历年数据对比表，速度不快，偶尔停下来用铅笔在某个数字旁边做一个标记。

坐在他对面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弗里茨·施图德，一个头发灰白、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经济专家，今年五十九岁，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参与薪资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德国每一轮收入分配调整的文件草稿上几乎都有他的签名。

“第三轮调整完成之后，“

施图德说，

“一九三六年全国产业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已经超过了一九二八年的峰值，高出大约百分之十二。

农民的收入增幅更大一些，因为土地改革之后成本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这十二年的数据连起来看，人均实际收入的年增长率平均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之间，这个速度在我们的预估范围内，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

韦格纳翻到文件中那张年际对比曲线图，目光沿着那条缓慢上升的折线走了一遍。

线条的斜率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间最陡，之后逐渐趋缓，但始终没有出现过下降或者停滞的段落。

“一九二三年那一次，“

他说，

“当时同志们开会是怎么确定的幅度？“

施图德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

“那时候的调整幅度比较大，主要是因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基础水平定得太低。

当时我们刚刚接手国家经济，大部分工业基础设施还在恢复期，许多工厂只有三分之一的车间在运转。

一九二二年底的初步调查显示，即使在主要工业城市，一个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月收入中有将近六成花在食物上。

这个比例意味着没有余力去支付教育、医疗和适当的休闲——连基本的文化消费都谈不上。“

“所以我们在一九二三年初启动了一轮较大幅度的调整。“

施图德继续说，

“基础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五，同时规定各工厂食堂提供补贴性的平价工作餐，把食物支出的比例降下来。

那一年增加的财政支出中，有将近七成是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累进所得税来对冲的。

效果比预想的好——一年之后，工人的实际购买力上升，市场需求开始拉动第二产业扩张，产生了正循环。“

施图德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份一九二四年的旧文件，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印着一张简洁的表格，列出了各主要行业的薪资区间和对应的消费指数。

他把这份旧文件跟面前新修订的版本并排放在桌面上。

“从一九二四年开始，调整的频率从每年改为每两年一次。

我们的理由是：

在快速恢复的阶段过后，薪资调整的节奏需要从‘追赶‘转向‘校准‘。

当时的政策文件里写得很清楚，我们追求的不仅是让工人吃饱，更是让他们从‘为生计而劳动‘过渡到‘为生活而劳动‘的状态。“

韦格纳把那份旧文件拿起来看了几秒，然后放回桌面上。

他的目光从那些泛黄的纸页上移开，落在窗外那片被阳光照亮的街道上。

有人正沿着人行道推着一辆装满了新鲜蔬菜的手推车走过，推车的人和一个正在挑选青菜的妇女在说着什么，两个人都面带笑意，交谈的间隙里能听到偶尔的笑声。

“那现在呢，“

韦格纳说，目光从窗外收回来，

“现在我们在往哪个方向走？“

施图德把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拿起那本年度的修订稿翻到了最后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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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手指在某一行的下方划了一道：

“目前这个阶段的重点是缩小行业间的差距。重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薪资差异在过去几年中逐步缩小，但整体波动不太均匀，各地区的增长节奏也不尽一致。

下一步调整中，我们已经把缩小这些差距和稳定增长的方针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统筹目标去对待。

同时，我们在逐步扩大国民可支配收入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让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有能力每年至少有一定的存款、增加购买力，或者能负担得起私人去度假的消费。

这个目标正在达到，但还没有完全覆盖所有地区。“

“这是文件上写的内容。“

韦格纳说，

“我想听你说说文件之外的东西。“

施图德沉默了片刻，然后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放在腹部。他说话的时候目光直视着韦格纳，语速比刚才慢了一些：

“文件之外的情况是——我接触过一些刚进厂的年轻人，他们跟我说的是，他们在考虑明年的休假去哪里。

不是‘明年能不能找到活干‘，是‘去哪里‘。这件事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人们考虑的是下个月的食物够不够吃，孩子能不能继续上学。

现在那些问题已经退到了更远的地方，不再是日常焦虑的核心了。

这就是文件之外的东西——生活本身在发生变化，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落在每一天的餐桌上和对话里。“

韦格纳没有立刻接话。

他伸手拿起那份《国民收入分配与基础薪资调整纲要（一九三七年修订版）》，翻到正文的第一页，目光落在一段文字上。

那段文字用简洁而准确的措辞描述了德国正在实行的收入分配原则：

“在一个以全体国民福祉为根本目标的国家里，任何一个人的劳动成果，都应该足以支持他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

薪资水平的调整不是经济指标的游戏，而是国家用以确认其每个成员价值的刻度。

刻度持续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道刻度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安心地生活。“

他把那一段轻声读了出来，声音不大，读完之后他把文件合上，放在桌面上，手指在封面上停留了一会儿。

“一九一八年的时候，“

韦格纳说，目光落在了某处不具体的点上，

“柏林街头什么都没有。

人们排着队领面包，每个人手里捏着配给卡，卡上的字迹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了。

我们没有在那个时候承诺什么高远的规划——当时唯一能承诺的，就是‘明天会有比今天多的东西‘。“

他收回目光，看向施图德：

“现在我们把那个承诺兑现到今天这个程度了。

但文件上写的还不够——文件告诉我们到了多少，却没有告诉人们，接下来的刻度会往哪个方向继续延伸。

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正应该写进文件里的。“

施图德在座位上微微前倾，拿过那份文件，翻到末页的“后续修订建议“部分，从西装胸前的口袋里取出一支笔，在空白处快速写了几行字。

写完之后他抬起头来看着韦格纳，说：

“我会在修订稿的结语部分增加一段，关于中长期展望。

说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把薪资稳定在某个固定水平上，而是让刻度本身始终保持一种活力，每当国民经济整体向前走一步，人民的收入也同步迈出一步。

这个方向会作为长期目标，在后续的政策设计中逐步落实。“

韦格纳点了一下头。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八月的风从外面涌进来，吹动他衬衫的前襟。

他低头看着楼下的街道——那个卖蔬菜的手推车已经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停在另一个街口，依然有人在围着挑选。

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从车旁经过，两个孩子手里各举着一只苹果，边走边咬，汁水沾在嘴角上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一八到三七年，将近二十年。“

韦格纳说，像是在对自己说，又像是在对身后正在整理文件的施图德说，

“这是很多人一辈子最好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让他们在这些时间里面，不用一直担心明天。这比任何数字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