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413章 案件尾声2

第413章案件尾声2(第1/2页)

赫尔曼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海里。

艾尔娜轻轻说：“他是林茨人吧。”

赫尔曼点了点头。

他低头看见柜台上不知谁遗落的一枚硬币，在早晨的阳光里闪着暗淡的光。

九点半，报亭前的队伍终于散了。

赫尔曼这才有时间给自己冲一杯咖啡，靠着亭壁慢慢喝。

艾尔娜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把今晨收来的硬币一枚一枚码进纸盒。

“你看，”艾尔娜忽然对丈夫说，

“那个学生，站在那里快二十分钟了。”

赫尔曼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报亭斜对面的电车候车亭里，站着一个穿灰色学生制服的少年，十六七岁模样，手里捧着一份卷边的《红旗报》，正在读第三版。

第三版是林茨案的深度报道，配了一张通缉令照片的缩印版——克劳斯·冯·艾兴多夫被捕前的档案照。

少年盯着那张照片，眉头拧得很紧。

一辆电车叮当作响地驶来，候车的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少年没有动。他读完克劳斯的部分，翻到第四版，继续读《林茨的镜子》。

又一班电车来了，又走了。

第三班电车来的时候，少年终于把报纸折好，塞进书包侧袋。

他没有上车，而是转身走向不远处的公共电话亭。

赫尔曼听不到他在电话里说什么，只看见他握着话筒的手很紧，肩膀微微弓着。

电话打了很久。挂断时，少年的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

他走过报亭时，问赫尔曼：

“同志您好，请问还有今天的柏林日报吗？”

“小同志，今天的报都卖完了，”

赫尔曼指指架子上仅剩的两份《人民画报》，

“你要的那份，要等一会才能送来了。”

少年看了赫尔曼一眼，又看了看那空了大半的报刊架，自顾自的和赫尔曼闲聊了起来。

“我父亲是区政府办公室的。”

少年低着头，用鞋尖蹭着地上的一片落叶。

“昨天晚上他回家很晚。我妈问他吃了没有，他不说话，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他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一句。”

他抬起头。

“他说：‘1925年那份物资调拨单，我签过字。’”

赫尔曼握杯子的手停住了。

“他什么都没做过。”少年的语速忽然变快，

“他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没有帮任何人走过私，他甚至不认识那个人。

他说那时候他只是个科员，上级拿来的文件，他签、盖章、归档，一天几十份，根本不会去查那家工厂到底生产什么。”

“但是签字的是他的名字。”

他停下来。

“他说，这六十四万马克，每一笔审批单上，都有他这样的科员的签名。

冯·艾兴多夫处长一个人批不出这么多物资，

他需要很多人——需要归档的、核验的、对账的、发货的——每个人都只是做了自己那一小部分工作，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每个人都说我只是执行命令。”

“但每一份物资，都是这样被他们每个人批走的。”

电车来了。这是今天的第四班电车了。少年终究还是没能等来今天的柏林日报。

少年上了车，隔着车窗，赫尔曼看见他靠着立柱站着，书包抱在胸前，下巴搁在书包上，眼睛望着窗外飞快后退的街景。

中午十一点，太阳穿透云层，在街面上铺开一片淡金色的光。

赫尔曼趁这个空当，从柜台下摸出自己的保温饭盒，打开盖子，里面是艾尔娜今早做的土豆浓汤和黑面包。

他刚咬下第一口面包，又有人站在了窗口。

是个穿邮差制服的中年人，车后座绑着满满当当的帆布袋，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赫尔曼同志，”邮差喘着气，

“今天上午跑了七个街区的送报点，六个卖空了。《**》还有吗？就一份也行。”

赫尔曼看了看空荡荡的架子，摇摇头。

邮差失望地叹了口气，正要转身，赫尔曼叫住他。

“我这里有一份，”他从柜台下抽出一份边角已经卷起的《**》，

“今早自己留着看的，你要不嫌弃……”

邮差一把接过，连声道谢。他没有走，就站在亭边，快速翻到第五版。

第五版是读者来信专版，通常刊登一些关于社区建设、工厂管理的群众建议，温和、具体、不涉及宏观政治。但今天的第五版不同。

通栏标题：

《读者呼吁：全国清查“冯氏网络”，不让林茨悲剧重演》

下面密密麻麻排了十几封来信摘要，来自汉堡、莱比锡、慕尼黑、德累斯顿、斯图加特……从北到南，从西到东。

邮差的手指按在第一封信上。

“我是柏林机车车辆厂退休工人，1921年入党。读完林茨案报道，一夜未眠。

冯·艾兴多夫处长这样的蛀虫，我们单位有没有？

我不知道。但我回想这十年，确实见过某些干部——业务精通，作风谨慎，从不犯原则错误——却也从不和工人同桌吃饭。

他们的办公室永远半敞着门，你敲门进去，他热情接待，耐心解答，但你走后，他不会记住你的名字。”

——柏林，施滕内贝克

“我是易北河畔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普通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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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工业审批，不懂物资盗卖。

但我懂一件事：我们社的会计，1924年上任，每天提前二十分钟到岗，把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账目永远清晰整洁，每一个小数点都分毫不差。去年审计组来查账，发现他用五年时间，伪造了四十七张社员福利采购单，套取现金一万三千马克。

被捕那天，他的妻子哭着问审计员：

他每天那么早出门上班，那么晚才回家，周末还在加班整理账本——一个贪污犯，为什么要这样辛苦？”

——马格德堡，舒尔茨

邮差读完这封信，久久没有翻页。

“贪婪也需要用勤奋来喂养。”他轻声重复。

赫尔曼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邮差把报纸折好，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内袋，蹬上自行车，慢慢骑远了。

下午两点，报亭前终于安静下来。

赫尔曼清点今天的营业额，发现卖出的报纸数量是平日的三倍。

艾尔娜在旁边整理零钱，忽然说：

“今早那位林茨来的同志，他说1923年在机车车辆厂见过克劳斯·冯·艾兴多夫。”

赫尔曼点头。

“六年前，”艾尔娜慢慢说，“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他……”

她没有说完。赫尔曼知道她想说什么。

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如果那时候的调查足够深入。

如果那时候冯·艾兴多夫处长就被绳之以法——那么1929年7月27日傍晚，约瑟夫·迈尔同志就不会躺在地板上，重伤垂危。

但历史没有如果。

六年前的冯·艾兴多夫，只是一个“业务精通、作风谨慎”的处长。

六年前的克劳斯，只是一个开奥佩尔的年轻人。

六年前的老男爵庄园，只是一座被列为“文化遗产”的旧贵族宅邸。

六年前那些从亚得里亚海走私来的意大利枪支，还藏在城南旧皮革厂地下室积灰。

六年里，有太多人可以抬头、可以转身、可以举起话筒、可以在发生。

他们没有。

或者，有人抬头了，又低下去。

赫尔曼沉默了很久。他把空了的饭盒收进柜台，用抹布擦拭着早上陈列报纸时留下的指印。

下午两点四十分，一个穿灰色套裙的中年妇女站在报亭前。

她不是来买报的。她手里已经拿着一份《**》，报纸被反复折叠过，边缘起了毛边。

“请问，”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打扰什么人，

“这附近……有没有公共电话亭？”

赫尔曼指给她斜对面候车亭旁的那个。

她道了谢，没有立刻走。她站在报亭边，展开那份已经读了很多遍的报纸，找到第四版，把《林茨的镜子》最后一段又读了一遍。

赫尔曼没有打扰她。

她读完了。把报纸重新折好，夹在腋下，向电话亭走去。

艾尔娜看着女人的背影忽然说：

“她胸前别着党徽。”

赫尔曼没有注意到。他望着那个灰裙子的身影走进电话亭，拉开门，拿起话筒，投入硬币。

他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他只看见，她握着话筒的手，很久很久没有松开。

傍晚六点，暮色四合。

赫尔曼开始收摊。他把展示栏里的报纸取下来，换上明早的预告目录。空了的报刊架一格格收回亭内，铁皮碰撞发出单调的叮当声。

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下班的人流再次涌过魏森街，脚步比清晨更匆忙。

有人在电车到来前争分夺秒地展开晚报，借着路灯读最后几行。

有人把报纸卷成筒状塞进大衣口袋，准备带回家在晚饭后细读。

一个穿工装的中年人骑车经过，在报亭前刹了一脚。

“《**》还有吗？”

赫尔曼摇头：

“明天早点来吧同志，今天是没货了。”

那人点点头，蹬上脚踏，骑出几步，又停下。

“今天第四版那篇，”他没有回头，背对着赫尔曼说，“写得好。”

“我念过六年小学，”他说，“这辈子没写过几封信。但那篇文章里有几句话，我想抄下来。”

“‘革命胜利，不是终点。’”

“‘旧时代的残党不会自动消亡。’”

“‘真正的敌人，有时就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他停顿了很久。

“我想让我的孩子们也记住。”

然后他骑远了。

赫尔曼把最后一扇窗板装上。艾尔娜扶着腰从马扎上站起来，帮他扣好锁扣。

“今天累了吧？”他问。

艾尔娜摇摇头。

街对面的电车叮当驶过。车窗里映出乘客们模糊的轮廓，有人低头读报，有人靠着椅背打盹，有人望着窗外迅速掠过的街景出神。

明天，后天，大后天。

国际大会将在柏林开幕。

来自三十七个国家的六百多名代表将汇聚在这座城市，讨论科技、发展、人类的未来。

而在这座城市东南五百公里外的林茨，约瑟夫·迈尔同志将在病床上继续批阅他的第五十二份工作报告。

护士还是会藏他的钢笔。他还是会用找到新的笔来继续写下去。

赫尔曼关上报亭的木门，他拉起艾尔娜的手，走进柏林东区最寻常的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