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189章 奇妙的英法反应

第189章奇妙的英法反应(第1/2页)

当奥地利全境解放的消息，传遍欧洲大陆的时候，英法两国的反应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意义。

在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宫，议会辩论中，不乏有识之士敲响警钟。

保守党后排议员、前驻德武官埃德加·卡尔顿爵士在发言中面色凝重的说道：

“先生们，我们目睹的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或领土合并，而是一个以激进的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德意志实体正在中欧迅速成形！

从304高地再到维也纳，韦格纳政权展现出的军事效能、组织能力和扩张势头，令人不得不回想起1914年之前的阴影。

德国政府所宣称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实践中已表现为对邻国革命输出和武力兼并。

这绝非和平的信号，而是大陆均势可能被彻底打破的先兆！‘世界大战并未结束’，它只是换上了红色的制服，改变了口号，但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性渴望，或许比威廉二世更加彻底和危险！”

卡尔顿爵士的警告在穹顶下引起一阵不安的骚动。

一些议员点头附和，尤其是那些经历过上次大战、家族中仍有年轻子弟服役的贵族成员。

然而，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悄然消解着这种警惕。

过去两年多，劳合·乔治政府主导的与柏林之间一系列心照不宣的务实交易，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德国的工业订单、艺术品与古董的销售、以及通过第三方进行的原材料贸易，让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乃至一些手眼通天的议员本人，赚取了惊人的利润。

议会走廊里，端着酒杯的人们低声交谈的，常常是某笔与德国人相关的生意又赚了多少英镑，而非地缘政治的风险。

“卡尔顿爵士的担忧不无道理，”

一位与工业界联系密切的自由党议员私下对同僚说，

“但我们必须现实些。德国人付的是真金白银和珍贵的艺术品。他们的劳动马克在鲁尔和萨克森的工厂里转化成了我们需要的商品和利润。

至于奥地利……那本就是德意志人的土地，现在不过换了个政府形式统一起来。只要柏林继续遵守与我们关于海军限制协定和贸易协约，只要他们的商品和黄金继续流向我们的港口，刺激那个红色巨人，不符合大英帝国的实际利益啊！”

这种务实论调在商界和内阁的某些部门颇有市场。

外交部更侧重于利用德国的存在制衡法国在欧洲大陆可能重新崛起的霸权野心，并密切关注德国与苏俄关系的微妙变化。

对于德奥合并，英国的官方反应最终定格在一种谨慎的关切和呼吁各方尊重民族自决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外交辞令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制裁或军事威慑行动。伦敦选择暂时继续拨弄它的金算盘。

与英国的相对冷静相比，巴黎的氛围更是诡异。

官方层面，曾经震耳欲聋的、将红色德国斥为“文明之敌”、“战争贩子”的舆论攻势，在维也纳陷落后，出现了一种近乎失语的断档。

除了《费加罗报》、《法兰西行动报》等右翼喉舌仍在机械地重复那些已显苍白的口号，政府控制的广播和主流报纸对维也纳事件保持了沉默。

法国外交部和高耸的战争部大楼里，灯火通明，地图铺展，激烈的辩论日夜不休。

以总理兼陆军部长为首的强硬派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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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匈牙利和奥地利投入了数百万法郎，支持的却是一群扶不起的废物！

现在，红色瘟疫不仅没有被遏制，反而在我们眼前膨胀成了一个横亘中欧的庞然大物！”

在核心内阁会议上，强硬派将领指着地图上连成一片的红色区域，痛骂到，

“这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灾难，更是对法兰西威望的致命打击！我们必须立即重新评估德国人的陆军发展水平，强化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意大利的军事协作！

必须让柏林明白，法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然而，以财政部长、经济重建委员会负责人及部分社会党议员为代表的现实派则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

“有限度的忍耐？先生们，我们的限度在哪里？国库吗？”

财政部长拍着一叠令人沮丧的报告，

“法郎的价值像雪崩一样下滑。洛林和北部的工业区重建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数百万复员士兵和战争寡妇需要抚恤和安置！

民众在抱怨面包价格、煤炭短缺！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已经失去的奥地利，去和一个刚刚取得大胜、士气高昂的红色德国进行一场可能升级为全面冲突的对抗？这会把法兰西彻底拖垮！”

另一名现实派官员补充道：

“我们的士气低落。国内的反战情绪正在高涨。更重要的是，”

“根据军情局最新的评估，德国人民革命军经过奥地利战役的锤炼，其装甲战术、步兵协同和军官素质，已远超我军。在缺乏英国明确支持和我们自身经济军事实力未恢复的情况下，贸然施压可能适得其反。”

两派在议会和内阁中僵持不下，导致法国的对德政策陷入了一种“积极的瘫痪”这种奇妙的反应里——高声的谴责与低水平的实际行动并存，无法形成统一、连贯、有力的战略。

而就在这统治阶层的争吵与犹豫之间，法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正在蓬勃发展。

经济困境、战争创伤后遗症、对**政客和发战争财的工业巨头的普遍怨恨，为社会主义和**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德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奥地利迅速而成功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法国的无产阶级。

在里昂的纺织厂、圣埃蒂安的矿区、巴黎郊外的雷诺汽车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们不仅要求提高工资、改善条件，更开始提出政治诉求：

停止对反革命政权的资助、削减军备开支用于民生、乃至学习“柏林和维也纳的兄弟”，建立真正的工人代表会议。

街头，红旗与《国际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警方与示威者的冲突日益频繁和激烈。

法国**和社会党左翼的影响力迅速扩张。

不安在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弥漫，他们既害怕红色德国的外部威胁，更恐惧“赤色瘟疫”从内部吞噬法兰西。

于是，在1922年新年的钟声里，英法这两个曾经的协约国核心，对中欧崛起的红色巨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应对姿态：

一个在英镑的响声中权衡利弊，暂时选择有限接触与观望；另一个则在自身的经济伤口、政治分裂和社会革命的暗流中痛苦挣扎，既无力挽回奥地利的败局，又对未来的威胁与内部的动荡感到深深的恐惧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