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357章 英共的内部决议会议

第357章英共的内部决议会议(第1/2页)

伦敦东区，码头附近一幢不起眼的仓库二楼。

屋内，长条桌旁围坐着十几个人，他们是英国**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以及来自几个关键工业区的主要干部。

会议已进行了两个小时。

桌上摊开着各种报告：南威尔士矿工失业率统计、克莱德赛德造船厂订单锐减数据、伦敦各区房租拖欠和驱赶案例汇编、从柏林和巴黎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简报摘要。

哈里·波立特，这位年仅三十九岁却已显露出沉稳组织者气质的工会活动家，此刻是会议的实际主导者。他拿起一份报告，

“同志们，数据不会说谎，工人们的肚子更不会。

南威尔士的矿工家庭已经开始吃野草和土豆皮充饥。

格拉斯哥的船坞工人现在排队领的救济金不够买一星期的基本口粮。

麦克唐纳和他的国民政府除了削减失业救济、要求各地方政府紧缩，拿不出任何像样的办法。

资产阶级的报纸还在粉饰太平，但愤怒和绝望，已经在每一个工人聚集的酒吧、每一个失业队伍里沸腾。”

坐在他对面的是前党主席阿尔伯特·英克平，代表党内依然有影响力的正统派。

他眉头紧锁，手里夹着熄灭的烟斗：

“哈里，我理解你的情绪，也看到危机。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我们的力量还太薄弱。一万两千名党员，散落在数百万失业和不安的工人中，就像把一把盐撒进泰晤士河。

1926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总罢工，结果呢？

工会官僚背叛了我们，国家机器毫不留情，我们最优秀的同志进了监狱，组织网络几年都没恢复元气！

现在发动全国性的罢工示威游行？这等于把我们的骨干力量再次送到警察的警棍和监狱大门前！”

“阿尔伯特同志说的风险确实存在，”

约翰·罗斯·坎贝尔推了推眼镜，

“但1926年和现在有三个根本不同。

第一，危机深度不同。

当年是局部行业冲突，现在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崩溃，从华尔街到伦敦城，资产阶级政府的信用和信心都在瓦解，统治阶级内部的恐慌和分歧比当年大得多。

第二，国际环境不同。

当年我们几乎是孤军奋战，现在呢？一个强大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在对岸，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巨大心理威慑和对我方工人的巨大鼓舞。

法国革命更是一触即发，成功可能性很高。

国际力量对比已经改变。

第三，我们自己也在改变。”

坎贝尔拿起几份德文翻译过来的材料：

“我们学习柏林的经验，不仅仅是学理论。

德国同志的成功，关键在于他们始终将政治斗争与工人最迫切的经济生存需求紧密结合，并通过强大的、扎根基层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将这种结合制度化。

我们过去太执着于政治口号，是有些脱离实际的。

过去一年多，我们在失业委员会、租户联盟、小型合作社上的努力，虽然微小，但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在部分工人心中的形象——我们不仅仅是喊口号的人，也是真正能帮他们解决一点实际问题的人。

这次提议的罢工示威，必须明确与反对削减救济、要求工作或足够生存的保障、停止驱赶租户这些具体诉求捆绑，它首先是一场经济生存斗争，然后才是政治示威。”

一位来自南威尔士的矿工干部插话道：

“我们那边的同志们快活不下去了！工党那些老爷们只会叫我们忍耐、相信议会程序。

去他妈的议会程序！程序能变出面包吗？

我们只有饿死和反抗两条路！游行可能会被抓，但不游行肯定是慢慢等死！

我带来的消息是，威尔士的很多矿工，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准备好了，只要有人领头，他们就上街！”

他的话引起了几个来自工业区干部的共鸣。

房间里响起了低沉的附和声。

英克平脸色更加难看：

“感情用事！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警察希望看到的！他们正等着我们聚集起来，然后一网打尽！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报纸上大肆渲染红色暴徒破坏秩序，进一步镇压我们，同时转移人们对他们治理无能的视线！我们这是在帮麦克唐纳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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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立特直视着英克平：

“阿尔伯特同志，如果因为害怕镇压就无所作为，那**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等待资本主义自动灭亡吗？

危机在深化，工人的痛苦在加剧，法国同志可能很快就要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历史给了我们一个窗口期——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因为内部经济焦头烂额、同时被迫分心关注欧洲大陆剧变的窗口期。

我们的行动，即使规模有限，即使有风险，也至少能达到三个战略目的。”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一幅简陋的英国地图前，用手指点着：

“第一，大规模的罢工示威，尤其在伦敦、伯明翰、格拉斯哥、利物浦等关键城市同时发生，将迫使麦克唐纳政府不得不调动大量警察甚至考虑动用后备军来维持秩序。

这会极大牵扯他们的行政和安保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会在政治上营造出一种国内不稳的印象，使得他们在外交上，特别是考虑干预法国事务时，必须更加谨慎，甚至无力他顾。

这是对法国革命最直接的、也是最迫切的国际声援。”

“第二，是展示我们的力量与扩大我们的影响。

是的，我们人少。

但通过精心组织，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和旗帜，出现在成千上万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工人中间。

我们的诉求——那些与生存直接相关的诉求——将通过这次行动，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中。

这将是一次绝佳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机会。

当然，风险同样是存在的，但我们的关注度和同情也可能增长。

我们要让工人们看到，除了跪着祈求工党官僚和议会，还有另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敢于站出来斗争的力量。

这能极大地打击工党右翼的威信，吸引那些对其彻底失望的左翼分子和活跃工人。”

“第三，也是推动我们党内变革的关键，

是实践和确立我们新的路线。

继续躲在理论辩论和零星宣传后面，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检验关注日常生活斗争、深耕工会和社区这条路线的成效，也无法让党内那些仍然犹豫、仍然迷信旧教条的同志看清方向。

行动，尤其是这种具有一定规模和风险的统一行动，是对我们过去一年多工作成效的检验，也是将柏林经验英国化的关键一步。

成功将极大地巩固务实派在党内的地位，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

韦格纳同志在柏林反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实践。”

会议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英共内部的分歧是明显的，最终，经过又一轮激烈但声音压得很低的辩论，会议进行了表决。

结果并非压倒性的，但支持波立特提议——在两周内，协调发动一场以“反对饥饿与贫困，要求工作与生存权”为主题的全国性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票数还是占了上风。

英克平脸色铁青，但遵守了纪律，没有公开反对决议，只是冷冷地说：

“我会保留意见，并希望中央委员会对可能遭受的损失和牺牲做好充分准备和预案。”

波立特点点头，“我们会做好一切可能的准备，阿尔伯特同志。

保密、组织、宣传、后勤、法律支援、被捕同志家属的抚慰……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各地区的同志，请立刻开始秘密动员，以经济诉求为核心，务必争取尽可能多的非党工人和同情者参与。

注意，避免与警察发生不必要的早期冲突，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展示群众性的力量和诉求，不是制造暴力事件给政府口实。”

“历史没有给我们英国**一条容易的路。德国同志的闪电战不适合我们，法国同志可能的总起义我们也无法简单复制。

我们有的，只有这无尽的苦难，和从这苦难中生长出来的、缓慢而坚韧的愤怒。

让我们用这次行动告诉伦敦，告诉英国，告诉海峡对岸正在准备最后一击的法国同志们：

英国工人阶级还活着，还在挣扎，还没有忘记如何战斗。”

罢工游行的倒计时就此开始了。而英国政府虽然尚未得知具体计划，但那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已经让某些嗅觉灵敏的官员感到不安。

伦敦的夏天，从未如此闷热而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