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526章 余波和意大利的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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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柏林，人民监察委员会审讯室。

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房间内的窗户很高，阳光从上面斜射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亮的光斑。

韦斯特曼坐在椅子上，对面坐着主审官赫尔曼·布吕克纳和记录员还有人民陪审员。

主审官布吕克纳翻开面前的卷宗。

“埃里希·韦斯特曼，一九三二年九月，你撰写了一篇题为《下乡实践的真实面目》的文章，投递给《人民观察家报》。

文章中对诺伊多夫村的描述，经查证与事实严重不符。你是否承认？”

韦斯特曼低着头。“承认。”

布吕克纳问：“你出于什么动机要写这篇文章？”

韦斯特曼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不想去。我是作家，不是农民。我靠脑子吃饭，不是靠手。

他们让我去乡下，让我干那些粗活，让我和那些……那些农民混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

“我以为，只要我把那些事写出来，大家就会同情我，就会反对这个政策。我以为，我是对的。”

布吕克纳问：“现在呢？”

韦斯特曼沉默了很久。“我错了。”

布吕克纳翻开卷宗。

“根据调查，诺伊多夫村有柏油路、有新房、有电、有自来水、有收音机。

你住的招待所干净整洁，食堂伙食与村民相同。村民对你热情友好，费曼同志教你使锹，群众给你送番茄甚至给你开小灶。这些，你为什么不写？”

韦斯特曼低下头。“因为……如果写了这些，大家就不会同情我了。”

布吕克纳问：“你恨那个村子？”

韦斯特曼摇摇头。“不恨。”

布吕克纳问：“你恨那些农民？”

韦斯特曼摇摇头。“不恨。”

布吕克纳问：“那你恨什么？”

韦斯特曼沉默了很久。

“我恨我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笑着干活，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累也值了。

我恨自己不如他们，所以我要把他们写得比我更惨。这样，我就心安理得了。”

布吕克纳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韦斯特曼同志，你的问题不是恨政策，是恨自己的软弱。

你不敢面对自己的无能，所以你要把别人拉下水。你把村子写得越穷，把农民写得越苦，你就越觉得自己有理。

这不是写作，这是自欺欺人。”

布吕克纳说完合上卷宗。

“你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国家政策、损害社会主义声誉。

根据《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劳动改造，或并处剥夺政治权利。”

韦斯特曼抬起头。“我……会坐牢吗？”

布吕克纳说：“牢是一定要坐的，但在此期间如果有良好行为是能得到减刑政策的。”

“法律的目的不是惩罚，是教育。你愿意认错，愿意改正，法律就会给你机会。”

韦斯特曼问：“什么机会？”

布吕克纳说：

“劳动改造。让你去体验你笔下写过的那些生活。去一个更需要帮助的地方。

西里西亚山区，有一个新建的林场。

那里的条件比诺伊多夫村艰苦得多。

你去那里，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你的服刑期就定在那里了。”

同一天上午，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前，看着一份刚从意大利发来的报告。

“意大利最近的情况，不是很乐观。”施密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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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放下报告。

“葛兰西同志去世快一年了。陶里亚蒂接手，位置还没坐稳。有些人，开始动心思了。”

这份报告是共产国际驻意大利联络员发来的，厚厚一叠，分了好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经济，意大利北方的工业国有化进展顺利，但南方的土地改革进展缓慢，地主和黑手党残余势力还在暗中活动。

第二部分讲政治，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共中央正在推行城乡融合政策，鼓励工人下乡、农民进城，打破南北壁垒。

但一些地方干部阳奉阴违，表面上执行，暗地里拖延。

第三部分讲干部问题。

葛兰西去世后，意共内部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有些干部开始搞小圈子，拉帮结派；有些干部对中央的命令挑三拣四，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拖着；还有些干部，把集体财产当自己的，把群众当手下。

其中最典型的，是西西里岛的一个区委书记，叫罗伯托·马尔蒂尼。

他利用职权，把岛上最好的柑橘园划给了自己的亲属经营，还阻挠土改工作队进村。群众告到中央，他却说：“这是地方特色，不能一刀切。”

韦格纳指着报告上这个名字。“这个马尔蒂尼，陶里亚蒂知道吗？”

施密特点点头。

“知道。但处理起来有难度。马尔蒂尼在党内有些人脉，又是老革命，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动他，怕引起反弹。”

韦格纳摇摇头。

“不动他，才真的会反弹。”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葛兰西在的时候，压得住这些人。

他走了，有些人就觉得自己行了。他们忘了，革命是靠千千万万群众和同志们的流血流汗换来的。

他们以为坐在办公室里批几个文件，就能当官做老爷了。”

韦格纳转过身。

“陶里亚蒂什么态度？”

施密特说：

“他在党内发了几个文件，强调纪律，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效果不明显。

有些干部下去，是坐着小车去，转一圈就回来。群众说，他们是来视察的，不是来劳动的。”

韦格纳走回桌前。“让陶里亚蒂来一趟柏林。我们当面谈。”

施密特点点头。“我马上去安排。”

韦格纳又拿起那份报告，看了一遍。

“还有，告诉意大利的同志，城乡融合政策，不能光靠文件。

要派人下去，一个村一个村地落实。南方的土地改革，要加快。

那些地主和黑手党的残余，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至于那些阳奉阴违的干部，该撤的撤，该查的查。

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而且，意大利的问题，不只是意大利的问题。西班牙、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革命容易，建设难。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意大利处理好了，就是榜样。处理不好，就是教训。”

“让陶里亚蒂来柏林一趟吧。我想我需要和他好好谈谈了。”

“对了，施密特同志，还有一件事。”

韦格纳说：

“告诉陶里亚蒂，来的时候，把西西里那个马尔蒂尼的卷宗带上。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这个‘地方特色’，到底是怎么回事。”

施密特点点头，转身走了。

韦格纳一个人站在窗前，望着那片阳光。

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政党的挑战，远比某些公知写的一篇文章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