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888章 大木的故事1

第888章大木的故事1(第1/2页)

大木第一次对外面的世界有概念，是那年冬天。

那天傍晚他蹲在灶台边帮母亲往灶膛里添柴，听见院门外面传来一阵陌生的脚步声，然后是哥哥的声音——是大哥大郎，他穿着大木没见过的深绿色军装，肩上挂着背包，腰带上别着一个他认不出用途的皮盒子。

大哥进门之后把背包放在地上，蹲下来摸了摸大木的脑袋，但大木一点也不介意，因为他看见大哥的手腕上戴着一块银光闪闪的表。

那天晚上家里吃的是白米饭。

大木已经快记不清上次吃纯白米饭是什么时候了，家里的米缸常年只有半截，掺着红薯干和小米一起煮，粥面泛着那种掺了杂粮的淡褐色。

那天晚上的米饭装在碗里是纯粹的白，表面冒着腾腾的热气，每一粒米都饱满地胀开了，在油灯光下泛着一种让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的光泽。

大哥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块干硬的、被挤压得变了形的柿饼，分成了三份，母亲一份，二哥一份，大木自己的那一份他攥在手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吃，柿饼表面的糖霜在舌尖上化开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世上最甜的东西了。

大哥在家里待了三天。

三天里他讲了很多事，讲朝鲜那边的房子比村里的矮一些，但屋顶铺的是瓦不是草；

讲他们驻扎的镇子上有一条开满了店铺的街，里面有卖糖、卖布、卖各种大木只在梦里见过的东西；

讲和他们住在同一片营区附近的当地人虽然穿的比家里差，但对他们这些日本兵很恭敬，见了面就会弯腰。

大哥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讲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大木听得入了迷，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他的脑子里，钉得牢牢的。

大哥走的时候留了二十块钱在母亲手里。

母亲攥着那几张钞票在灯下数了两遍，然后把它们收好了。

大木蹲在旁边看着母亲看着，那时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他要快点长大，长到可以当兵的年纪，然后也去朝鲜，也赚二十块钱寄回来，也戴一块银光闪闪的表，也带柿饼回家。

往后几年，那个念头就渐渐地在他心里扎了根。

大哥的来信断断续续地来了两年。

信封上的字不多，每次都是一张对折的信纸写满大半页，内容大同小异：

身体好，吃得好，钱够用，不用挂念，让他和二哥好好读书。

每次信到的那天，母亲都会把信拿到灶台边上，逐字逐句地念给大木听。

大木当时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听得多了也能自己背出那几句话的节奏来。

那些信纸被反复折叠抚平，边角已经磨损得起了毛，但母亲一直没有把它们丢掉，所有来信都叠在一起收在铁盒子的底层。

后来二哥也走了。

二哥走的时候大哥的信已经断了半年，但二哥说他要去找大哥，说两个人在一起有个照应。

二哥走的那天早上大木站在村口的土路旁边，看着二哥背着行囊走远。

二哥的背影在晨雾中逐渐缩小，军装的深绿色在灰白色的田野底色上越来越模糊，最终变成一个几乎无法辨认的小点，消失在那条通向大路尽头的弯曲处。

那段日子的大木对国家和军队的认知是明亮的。

村子里每个季度都会有征兵的宣传队经过，队伍里的人穿着整齐的制服敲着鼓、喊着口号，把写着“报效天皇“和“帝国陆军募兵“字样的宣传单分给围观的村民。

大木和同龄的孩子们总是挤在最前面，伸手去够那些传单。

传单上的字他不认识，但上面的图画他看得明白——画上的士兵们站得笔直，枪举得整齐，脸上带着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让人看了就心跳加快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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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着那些传单回家之后会把它们贴在床边的墙上，一张叠着一张，很快整面墙就被盖满了，像是一幅由整齐的制服和挺直的枪杆组成的壁画，每天睡觉前大木都会面朝着那面墙躺下，闭上眼睛之前在传单上那些士兵们的注视下安静地呼吸。

后来战争的宣传变了。

村里的黑板报上开始出现新的口号，什么“解放满洲“、“圣战“、“一亿一心“之类的词代替了以前那些更温和的征兵标语。

村里的大喇叭每天早晚各放一次军歌，歌曲的旋律雄壮急促，大木站在家门口听着那些歌声的时候，心里翻涌着一种燥热的冲动——他想立刻变成一个大人，立刻穿上那身深绿色的制服，像大哥和二哥一样坐上开往朝鲜的火车。

这种念头在他心里燃烧得越来越旺了。

于是乎，大木就偷偷地去找了征兵官。

那是一个下巴刮得铁青、嘴巴里似乎是永远叼着一支没点燃的烟卷的中年人，坐在村公所门口摆的一张桌子后面，桌面上铺着一张写着字的纸和一把戳子。

大木走到桌子前面站定，脚跟在泥地上蹭了一下又并拢了，像他在村子里看来的那些军人的样子，然后他开口，声音因为紧张而比平时高了一截：

“阁下，请您让我当兵吧。“

征兵官抬头看了他一眼。

“多大？“

“十五。“

大木把年龄往上报了几岁。

征兵官低下头继续写他手头的一张表格，看着大木那副单薄的身躯他似乎已经懒得质疑了。

“明年再来。

等年龄够了再说。

回家去，帮你家里人种地。“

大木在桌子前面站了很久。

他不甘心。

为什么别人就能被选走，而他就要“明年再来“？

他听说过邻村有一个比他小的男孩跟着征兵的队伍走了，据说是因为那个男孩的父亲跟征兵官是亲戚，也有说是因为那男孩家里给征兵官送了一筐鸡蛋。

大木家没有鸡蛋。

也没有别的可以送的东西。他家只有那间门框已经歪了的房子、屋后两亩多的旱田和灶台后面那个铁盒子里为数不多的几张钞票。

那些钞票是大哥寄回来的，是二哥寄回来的，是全家最值钱的东西，母亲绝对不会让他动。

他又去找了几次征兵官。

每一次都一样——“明年再来“。“年纪太小“。

征兵官的语气从最初的随口应付逐渐变成了一丝不耐烦，最后一次时甚至没等大木开口就把桌上的表格收进了抽屉里，站起身去喝水了。

大木站在村公所门外的土路上，手里捏着一张已经被揉皱了的传单。

他不明白为什么征兵官看不上他。

他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到哪里去。

他比村里任何一个同龄人都更能扛重东西，打柴跑得也比别人快，有力气也能忍饿，如果军队真的需要人，他觉得自己一定能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

可是征兵官就是不愿意在他的名字后面盖那个戳子。

那枚小小的圆形印章像一道他跨不过去的门，他在门外站了一年又一年，看着别人走进去，看着别人穿上那身深绿色的衣服坐上开往远方的火车，而他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远去。

大哥的信断了两年之后才重新来过一封。

那封信是托一个同乡带回来的，信纸比从前薄了许多，字迹也比从前潦草，信上说大哥和二哥不在同一个师团了，二哥被调去了北面，通讯不方便。信上说那边的仗打得很辛苦，吃的比以前差了一些。

信上说让母亲不要太记挂，他们都会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