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第321章 西奔关中

第321章西奔关中

六月关中，暑气大盛。

然而于关中百姓而言，比起过往夏日畏旱抢水，比起去岁冬日的苦寒及今春对蝗祸的忧惧，这个酷暑过得酣畅非常。

家中十几乃至几十石麦子，地里新种的几十亩豆丶糜，总算让他们生出某种踏实之感。

大河左近的临晋，乃是蝗祸最先显迹之地，五月蝗虫大起之时，此县仍旧受了影响，但百姓昼夜诱蝗捕蝗娴熟不已，蝗群终究没成气候，绝大多数麦田得以保全。

类似『总算活下去了』的感叹，在冯翊几十个农庄间口耳相传，百姓逢人便问『吃了吗』，几乎成了一种新的风尚。

田间地头，村舍树下，不乏『丞相恩德丶大汉恩德』这般话语，无不发自肺腑。

毕竟祖祖辈辈，何曾听说过蝗祸将起而被硬生生遏制下去的？即便是乡间最年长的耆老，翻遍记忆，也只有蝗虫过境后赤地千里丶易子而食的惨状而已。

而如今，大汉来了，丞相来了，他们活下来了，竟连蝗祸都止住了。

如此这般，民间感恩戴德，竟有人提议，欲给大汉天子丶大汉丞相立生祠供奉。

对于这些饱历战乱，难捱严冬，在饿死边缘苦苦挣扎的黎庶而言，地里的收成便是天，谁让他们活命，他们便认谁。

但立生祠还是太过逾礼，郭攸之跟陈祗二人与百姓好说歹说，终于还是把这事给压了下去。

关中百姓麦收结束，豪强富户田里的粟却正在最关键的灌浆期，关中各地坞堡庄园，无数族长耆老在确认蝗灾已被朝廷控制，不会波及到自家田产后，私下亦是感慨万千。

面对此等天灾，以往朝廷官府不过天子减膳，罢黜三公，又或徒劳祈禳，推诿塞责而已，如大汉这般，以雷霆手段动员全境，务实灭蝗，且当真卓有成效者，古往今来都可谓独一份的存在了。

这份担当与魄力及脚踏实地的务实举措，终究为大汉赢得了不少豪富尤其年轻士子的由衷叹服。

唯独那些原本囤积了大量粟米，准备待蝗灾大起丶粮价飞涨时大发横财的粮商，

望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陈粮和市面上相对平稳丶甚至在麦收后略有下挫的粮价，捶胸顿足，将怨气咽回肚里，暗骂几句官家多事。

十余万关东俘虏组成的官屯，安定南迁的羌汉之民，几千府兵，以及农庄百姓耕作之地，大多是新垦的生地，夹以本就贫瘠的劣田。

亩产核算下来，平均在一石二斗出头，差些的不过七八斗，好些的能到一石八斗上下。

这个数字，与关中丶蜀中亩产三石的熟稔良田相比，自然不高。

但前时关中秩序混乱，作为大汉主要税基的大部分自耕农，耕作又近乎于刀耕火种，加上良田多被豪强大宗占据，本就只有贫瘠的田地，更没有什么科学管理可言，亩产同样算不得高，即便是所谓的熟地，也就是两石上下的亩产。

所以说，一石二斗的平均产粮，对关中百姓而言算不得太差。

而六月中旬，大部分百姓已种下了豆子糜子。

若天公作美，秋天再收一轮，那么两季收成加起来，甚至能超过他们原来两石上下的亩产了。

至此，种麦的好处才无人质疑。

常理而言，在惯性及对未知的恐惧下，想要实现以麦代粟，往往需要几十年丶上百年时间的普及。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百姓极度依赖祖辈相传的经验，任何轻微的改变都可能被视为灭顶之灾，类似于官方知道『代田法』好，但在广阔的民间就是难以普及。

好在关中一片废墟，百姓连粮种都匮乏，饿死的威胁近在眼前，朝廷以强势手段推行，借贷的是麦种，使得农庄与俘虏官屯不得不种麦。

且在官屯丶农庄体制下，朝廷还向百姓们提供农具丶租借官牛，典农官丶典农吏与屯内丶庄内耆老还负责传授屯民以积肥丶选种丶深耕丶轮作之法。

一岁以来颇有成效，百姓乐之。

可以想见，只要这般下去，待生地两三年后养成熟田，铁制农具与耕作技术进一步普及，那么关中百姓户有余财丶家有余粮是必然之事。

正因如此，麦收过后，原本对加入农庄持观望态度的自耕农，乃至不少原本自愿依附在豪强大宗坞堡庄园内的佃户丶荫户，纷纷找到就近的农庄恳请加入。

朝廷对此来者不拒，迅速将这一千余户新附之民编入现有农庄。

有了左冯翊的经验，加上太学生一年以来又出了不少典农官，朝廷便在京兆尹丶右扶风，先后设下了十余座农庄。

二郡零散的自耕农，以及那些自愿依附于豪强大宗的荫户丶佃户，眼看着朝廷分田分地，提供种种实惠政策，哪里还不识好歹？

十几座农庄，得户四千余户，一万八千余口，其中近三千户都是不曾在籍的荫户。

荫户向来是民不举丶官不究的老大难问题，为了争取『民心』，朝廷不可能刚入主关中就施雷霆手段，而如今荫户主动脱离豪强大宗，豪强大宗自是无敢言语。

所谓灰色地带就是如此了，你隐蔽户口我暂时不管，但是隐蔽的户口想要从你坞堡里脱离出来，你却不许他们脱离，这是『汉科』明令禁止的法条，你已知晓并『认可』，敢拦就拿你开刀。

刚刚夺下关中之时，整个关中的在籍户口不过两万四千户，十二万四千八百余口。

而在种种迁民丶府兵丶农庄政策落实之后，今年六月中旬，在籍户口竟直接翻了个倍。

五万二千余户，二十八万余口。

其中原依附于豪强大宗的荫户丶佃户两千余户，一万余口，不可谓不多，而很显然，这两千余户恐也只是荫户的十之一二。

要是所有荫户全部清出，几乎能获得相当于一个关中的税基，可惜关中初定，清不得。

至少等到中原大定。

在关中麦收的喜悦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百姓面前，如何将坚硬的小麦变为饭羹？

与易于脱壳蒸煮的粟米不同，小麦的加工要繁琐得多。

好在这一点朝廷早有准备。

早在去年夏日，关中初定，丞相便已从陇右等地，以高薪徵募了一百余名石匠，专门制造石磨。

至今年五月，设在长安脚下渭水之滨的官营匠作石坊，已昼夜不停制出石磨四千余具。

在司工主事马钧主持下，匠作监还于郑国渠丶成国渠丶漕渠等水流丰沛处建造了几十座水磨坊，供周围府兵丶农庄百姓使用。

磨坊在这年头，相当于一座流水线工厂，是大家族的重资产，财富的象徵，如今这些水磨坊，连同那些依靠官牛丶官驴驱动的畜力磨坊，大多设在了各处集体农庄及麦作区，是为大汉官营磨坊。

百姓们可将自家收获的麦子送至磨坊，以麦子或麦糠向坊吏支付少许加工费，便能磨麦成粉。

而为了在引领风气的官吏及豪强富户间推广麦食，进而带动整个关中饮食结构的转变，

朝廷早在去岁还都长安后，便以官营的形式，在长安东西两市开设了数家专营面食的食肆。

这些食肆售卖之物，对于此时的关中堪称新奇。

暄软香甜的白面馒头，皮厚馅大的肉包，劲道的汤饼（面条），烙得两面焦黄的麦饼……种种色香味俱全的麦面迅速便征服了往来长安的豪商巨贾丶世家子弟。

他们何曾想过，这些植于凉陇，素来难以下咽的麦子，竟能化作如此珍馐？

不过半年光景，往来皇商食肆，品尝一碗热腾腾的汤饼，或几只白胖的包子馒头，便已成为京兆豪富及商贾间一种新的风尚。

甚至不少军中将领丶鹰扬府兵，在领了赏赐或休沐之日，也愿意跑趟长安，挤在食肆里，就为吃上一碗扎实的汤饼，几个油汪汪的肉包子，大呼过瘾。

其中，那开花馒头因制作工艺最为复杂，色泽雪白，形态美观，每日限量供应几十份，直接价比金帛，成为身份与财力的象徵。

这股食麦面的风潮，自然也影响到了家中本就拥有田庄丶坞堡的豪强大户。

去年十月，他们眼见朝廷在大力推广种麦之事，便也跟风在自家水浇地旁种了不少。

今岁麦收后，一些眼光敏锐的豪强大宗，便开始效仿官家，在自家庄园临近溪流处兴建小型水磨，或购置大型畜力石磨。

这些磨坊不仅是加工自家产的麦子，同样做起了替人磨面丶乃至直接售卖精面的生意。

磨面的技艺，也在需求驱动下开始了发展。

有经验的磨工开始通过控制磨眼进料的速度，让麦粒在磨齿间得到更充分的研磨和剪切，使得韧性较强的麸皮尽可能形成大片，而麦实则被磨成细粉。

匠人又制作了不同细密的罗。

罗底或用细纱丶马尾，甚至丝绸制成，将磨碎的麦子倒入罗中，反覆摇筛。

最细腻丶最雪白的头罗面，透过罗底落下，便是豪富之家争相求购的上等精粉，价格不菲。

筛剩下的麸皮碎片再次回磨，再次过罗，得到次一等的二罗面丶三罗面，颜色渐次加深，麸皮含量也更高些，价格则逐级下降。

最后剩余的纯粹麸皮，则多用作牲畜饲料，或流入市场，成为贫苦百姓果腹之物。

精面制成的肉饼丶汤饼丶蒸饼，其口感滋味，远非粗糙的粟米饭丶麦饭所能比拟。

味蕾的享受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市场，开始有豪强大户于长安设立食肆，朝廷见此，也乐得放手，不与民争利。

只要向市掾吏缴纳一笔定额的市租，取得许可，便可合法在长安经营面食食肆。

于是，短短一年间，长安城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面馆丶饼铺，市面为之愈发热闹繁华。

今年麦收之后，那些自家田庄未曾种麦，或是种了仍觉不足的富户豪商，纷纷遣人携粟米前往各农庄，希望能够换购新麦。

起初，兑换比率颇为混乱，有一石粟换一石麦的，也有一石二斗粟换一石麦的，甚至还有部分奸商跟少许吃不惯麦子的百姓以低价换麦。

混乱持续了不到半月，左冯翊太守郭攸之与临晋令陈祗便会商定下了章程，通令各农庄：

凡以粟易麦者，须依一石六斗粟米换一石麦的官定比率方予交易，否则不予兑换。

此令一出，那些意图低价收购的商贾固然怨声载道。

但掂量一番后，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个价格。

无他，若是要从相对安稳丶麦作更为普及的陇右地区千里迢迢运麦至关中，其间人力丶物力丶损耗折算下来，成本远不止一石六斗粟。

官定比率虽高，却省去了转运的麻烦与风险，且能立刻得到关中本地出产的新麦，算来仍是划算，而百姓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口粮，自然也乐得兑换，更盼着十月继续种麦。

而就在关中大地沉浸于夏收夏种的忙碌与喜悦之时，来自东南方向的流民，一开始三三两两丶最后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关中。

毫无疑问，这群饥民来自受蝗祸蹂躏的武关周边。

一开始，他们沿着均水河谷挣扎着向北，进入伏牛山层峦迭嶂，期望能在山里找到一线生机。

武关守将王凌见此无能为力，虽明知这批饥民可能流入关中，亦是不加阻拦。

据说初离乡井时尚有七八千人，然而饥饿丶疾病丶劳累以及山林险阻等种种原因，待他们走出商山古道抵达商雒，只剩三千余人。

镇守商雒的魏延丶王平丶句扶诸将遇上这群饥民，立即开灶施粥，暂且稳住这些难民性命，随后便安排军士，指引他们继续向西，往长安方向行去。

这些人，又经过一番颠沛折损，到达长安城下时，已不足三千之数。

消息报入相府，丞相当即下令，开仓放粮，妥善安置。

最后，这近三千南阳难民，被引至长安城东丶灞水之滨的白鹿原上。

朝廷拨发了大量军中使用的帐篷，作为他们临时的栖身之所，又发放了斧头丶镰刀丶锄头等铁制工具，令他们在此定居。

最后依据左冯翊农庄的成功经验，直接以这近三千难民为基础，在白鹿原上下设立了四个千人规模的农庄。

白鹿原上，本有零星百来户原有居民耕作于塬上坪地，但大部分地域仍林木葱郁丶草莽丛生，兼有鹿獐诸兽可为饥民之食，荆峪沟的溪流穿原而过，又为饥民将来耕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饥民们自朝廷领了工具，便在划定区域内伐木开荒，砍下的木材正好用来建造屋舍。

下旬一日，丞相在尚书令陈震丶相府长史杨仪丶仓曹掾姜维，以及那位因《渭渠论》而名动长安的太学上舍生杜机的陪同下，亲临白鹿原，视察新农庄的安置情况。

杜机这名京兆杜氏的翘楚，在太学升舍考核中高居第二，去年关中初定时便被举为孝廉，按常例，外放一县县长历练亦属寻常。

而丞相却将他安排到了这白鹿原上，负责安置数千难民丶筹建新农庄等基层事务。

此举在不少人看来，或有些大材小用，委屈了这位新锐，而那杜氏子却不如年轻的蒋琬一般以此为恶，反明丞相深意。

若连这数千逃荒饥民的安置都能处置得井井有条，展现出过人的治理才能，那么将来放为一县令长，乃至再为一部太守，安能不游刃有余？

站在刚刚扎下的营寨前，望着远处有序伐木丶清理土地的难民，丞相缓声询问身旁的青年：

「安置此数千百姓，千头万绪，君将如何着手？」

杜机闻言，整了整衣冠，便将自己一腹方略与丞相娓娓道来。

先从稳定人心丶保障食宿医药说起，再谈到如何依户分地丶组织生产，如何利用荆峪沟水源规划灌溉，如何借鉴临晋等地农庄的奖惩之制以激励垦荒，甚至提及将来庄内蒙学丶耆老议事等长远规划。

他一番言语条理分明，既遵循朝廷设立农庄的基本框架，又针对白鹿原的实地情况，提出了几条因地制宜的细则。

譬如利用原上的林丶坪资源，为朝廷养牛丶放马，种植果木，作为庄内副业等。

丞相静静听着，不时微微颔首。

待杜机离去，丞相抚须良久，最后才对随行的陈震丶杨仪等人笑着赞了一声：「此子非百里之才，乃有一州之器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