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从被迫成为白莲教徒开始 第9章 一切都是生意

第9章一切都是生意(第1/2页)

孙抡魁激动过头，忘了清中期的乡勇制度。

按照惯例，绿营系统内，辖地出现贼匪强盗，人数不多时由该地绿营自行剿灭。

人数过多，则由协一级以上的高级武官跨区调兵镇压。

而赵过拟写的公文说有贼人十名，这个人数并不算多，按理来说应该由竹山营自己搞定。

可眼下他们有两个绝好的借口。

一个是地方白莲教泛滥，另一个是福康安抽走了一半兵力。

这种情况下，只要在公文里附带一封《筹议乡勇助剿章程》，上司各衙门绝对会批准。即便不批准，他们也有了拖延的由头。

大不了等征苗的主力回了再办呗。

到那时候，再出了事可就是正经游击的责任了，护游击事的孙抡魁就可以袖手旁观了。

简直美滋滋。

而一旦上级批准了，那就更不用说了。

什么叫筹议乡勇助剿？

筹就是筹钱，就是可以以“正当的名义”向百姓富户收税派捐。

竹山县可是郧阳府的第一人口大县，光户籍人口数就有二十万，实际数量更是不止。

就算是一个人只收一文，那也是两千多两银子！

当然了，傻子才收一文呢。

嘿嘿嘿。

狭窄闷热的签押房里，一官一吏，两人不约而同地奸笑起来。

不过很快孙抡魁就收敛了笑容，面上浮现了一丝难色。

“自新老弟，这般策划虽好，只怕县衙那边不好说话啊。”

“刘大成那厮，虽然贪财，但并非易于之辈，此事端的绕不过此人。”

鞑清在地方上实行的是文武互相监督牵制制度，地方上发生了这种暴*乱事件，虽然是绿营的分内之事，但属地知县照例也要上本奏报的。

即便公文写得再好，万一知县那边不统一口径，这事照样祸事，哪怕公文不出乱子，后续收税派捐照样需要地方县衙的官员衙役大力支持。

“此事易耳。”

在巨大钱途的刺激下，这会哪怕被称呼表字，赵过也没啥应激反应了，反而受上司的影响，也开始拽起文来。

“小的来时经过县衙前街，窥见后衙灯火通明，想来今年夏税征缴迟慢，咱们那位刘县尊连夜逼着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比较钱粮，可谓是心焦肝躁、满肚子火气。”

“老爷此去，便是一副良药，保证刘县尊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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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备署在县西，县衙在县东，紧挨着的就是典史署。

两个衙门凑得这么近，大半夜里知县刘大成索性就把典史吴国华一道喊来商议。

按照鞑清吏部制定的“冲繁疲难”的四等缺制度，早期竹山县被定义为“难”。

难者，民俗强悍、盗贼多发、管控棘手也。

所以此县没有设置县丞、县簿，而是以典史作为佐贰官，现在竹山已然是“繁疲难”的县份了，但为了省钱，吏部仍以典史代其职。

这便是国华亦未寝的原因。

而商议的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征税。

理论上鞑清一年征两次税，分别是夏税和秋税，当然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可以收税，而且想收啥税就收啥税。

但包罗万象的税种里，这两种税无疑是最重要的，这关乎到每一个当官的身家性命。

作为整个竹山县唯二的两名正式官员，每当征税的时节，最愁的就是他二人了。

一般来说，夏税于每年农历二月开征，四月要完成大半。因为五月是农忙时节，一般暂停征税，以免影响秋税的征缴。

可如今都五月初了，还是有大笔的钱粮没有征缴上来。

每年征税都难，但今年征税尤其难。

话说征税靠的是什么？

风俗教化么？法律条文么？朝廷德政么？

笑话。

靠的是武力，靠的是刀枪。

你不把刀加在老百姓脖子上，老百姓怎么舍得把白花花的银子交给我鞑清呢？

你不把鸟枪顶在老百姓脑门上，老百姓怎么舍得将兜里最后一枚铜板奉献进官老爷的宦囊呢？

而今年先是绿营被抽走了一半，剩下的哪怕全都拉出去也不敷使用，后脚郧阳府又摊派下来六百名乡勇去湖南前线支援。

好家伙，两股子武力最强的队伍都被抽走了。

这让天天叫嚷着我鞑清以德治天下的两个文官彻底麻爪。

今年的税可咋收呢？

县衙本身有也三班衙役，大体上皂班负责站班打板子，快班负责抓贼捕盗，壮班跟民兵类似，负责守城和看守监狱等。

刘大成已然将上述这些在编的正式工，和不在编的白役全部都撒了出去，但仍然不敷使用。

此刻更是拿出了日调度、周排名、月惩罚的手段，堂下板子打得山响，任务没完成的书吏、衙役、里长、户主排着队地在挨板子。

但该收的税还是收不上来。

两位文官老爷个个着急上火，不住地揪胡子扯眉毛，大半夜里楞是一点睡意也没有。

门子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报出了一个意外之极的消息。

“什么？他来干什么？”

刘大成、吴国华异口同声地问道。

二人之所以惊讶，并非一个是地方上的文官，一个是绿营武将，二者不是一个系统，来往很少。

这是后世的思维，事实上恰恰相反。

二者虽不是一个系统，但往来却十分之密切。

按照鞑清制度，县令对于本地驻扎的绿营有着极大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治安调度权、人事监察与考核权、司法管控权、后勤事务监管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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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知县可以直接命令绿营官兵当差做事，甚至还能直接调兵出战，但人数一般限制在二三十人之内；

可以直接上表弹劾，并且弹劾成功率高得吓人，至于年度评语、表现鉴定啥的更不用说了，直接关乎绿营武官的升转调任；

可以无视军法，对于把总以下的低级武官和普通兵丁想打板子就打板子；

像汛地的营房监管、粮草与物资供应这种直接关乎每个绿营兵生活待遇的大事，都可以直接拍板决定。

可以这么说，县令无限接近于本地驻防绿营的直接上官。

同时鞑清还直接规定，“营伍武员见地方文职，不问品级高下，俱行庭参”。

也就是说，哪怕是正五品的守备见了正七品的县令，也得行一跪三叩的庭参礼。

明明自己比对方品级高上好几品，玛德见面还得下跪磕头，搁谁谁受得了。

但不下跪磕头还不行，这是鞑清朝廷明文规定的，违反要受重罚。

这也就导致了，任何一个地方，守备以上的绿营武将，除非有特殊情况，都会极力避免和本地文官碰面。

地方文官但凡老于官场事故的，只要绿营官兵听话办事，也不会贪图对方多给自己磕几个头。

二者之间有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师爷、下属或者公文来往，尽量避免这个尴尬。

当然，要是碰见自我感觉牛逼、或者头铁的文官，那算当地绿营主官倒霉。

刘大成自然不是这种人，实际上，自从他上任竹山以来，除了第一次的拜见礼无法避免以外，基本上就没和孙抡魁见过几次面。

当然，不见面归不见面，但三节两敬该收的礼是一文也少不了的，甚至还得略微上浮些许。

毕竟我都这么照顾你脸面了，你不得多意思意思？

公是公，私是私，一码归一码嘛。

综上所述，无怪二人诧异非常。

眼见门子还在门口候命，刘大成沉吟片刻，吩咐将人带到后衙见客。

罢了，看在这厮往日还算懂事，银子没少送的份上，就不占他便宜了。

放在后衙就不算正堂，就可以不用行庭参大礼，堪称公私两便。

盏茶功夫后，刘大成、吴国华起身去后衙各自坐定，孙抡魁绕过照壁，一路小跑，快步进入。

站在后衙的门槛外，用不高也不低的声音唱名道：

“竹山营护游击事，中军守备，孙抡魁，谒见大老爷，见过二老爷。”

言讫，朝主座的知县连作三揖，又朝右座的典史平揖一下。

刘大成嗯了一声，端坐不动，抬手称：“免礼”。

典史则起身还了一个平礼。

这些形式走完，一旁的知县家人方才引导孙抡魁正式进屋，在知县下手的左边座位落座，和右边坐定的典史正好面对面。

等到出身江西老家的家人奉上茶水过后，刘大成方才开口招呼。

“咳咳，不知孙守备夤夜前来，所为何事啊。”

都到这个点了，刘知县脑焦体困，实在是没心情同往常一般绕弯子试探，直接开门见山。

闻言孙抡魁也松了口气，别看他往日在手下面前总摆出一副文人做派，其实只是个武举人，在满是大老粗的绿营里还能装模作样，表示出自己高人一等。

但在正经三甲出身的同进士面前，只怕是一开口就要露怯。

概因平日里这些文官见面，不绕上一刻钟的弯子，不将人绕得昏头转向，根本不带说人话的。

文官之间将其视为养气功夫的体现，但武官最怕这玩意了，因为他们言辞之中全都是各种典故和隐喻，稍有回答引喻失义，就容易被人当面笑话。

于是抓紧蛇打上棍，一股脑地说出来意。

刘大成原本还是一股子风轻云淡的做派，以示自己养气功夫深厚，但越听脸上笑容越难以控制，最后差点笑成一朵花。

好嘛，这不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嘛！

筹议乡勇好啊，他比谁都想设立乡勇，但一直苦于没有正当名义罢了。

毕竟这会的我鞑清还不是“团练乡勇满地走，绿营八旗不如狗”的道光咸丰年间，此时鞑清朝廷自诩还能掌控局势，对汉人武装防范甚严，地方上设立乡勇必须要督抚一级的大员批准才行。

话说要不是之前府里摊派，将他手里堪用的六百名乡勇全都划拉走了，他哪里还用大半夜里为收税的事发愁。

要知道，乡勇可比绿营兵好使唤多了。

一来出动乡勇没有人数限制，二来乡勇只听命与地方官。

不像绿营兵上面还有一大堆吸兵血的绿营武官。

真让绿营兵去协助收税，他们要给朝廷收一份，自己要多收一份，还要给上官多收一份，然后才是他刘大知县的那份。

派乡勇去的话，除了朝廷那份和他们本人的那份，其他的可都是刘大知县自己的了！

这就好比做生意，减去一轮中间商赚差价，净收益直接上升三十个百分点！

和这些东西相比，区区十来个白莲教匪杀了几个绿营兵算个啥？

偌大竹山县，偌大个鞑清国，哪年不发生几档子这种破事，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扯旗造反，刘大知县表示那都是毛毛雨，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

典史吴国华也喜不自胜，他是吏员出身，抓贼办案可能不是很利索，但让他算算这其中的成本、开支和收益。

您猜怎么着？

嘿，那叫一个门儿清！

于是乎，月黑风高之夜，蔡联的五人团伙犹在睡梦之中，却已然成为搅动整个竹山县局势的幌子。

山雨欲来，乱相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