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宁岛囚徒 第三章 风起云涌 （16）低成本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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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段正在紧张铺设的跑道上，一百多名工人分成两列，似纤夫拉船一般，喊着号子拉动着一个约莫十几吨重、巨大拙朴的石磙子，碾轧平整已填满5层石块的路基面。石磙前端左右各有八个人分别抬着两根海碗粗、前端斜削的木桩，嘴里不停喊叫着，不时将木桩插到石磙下面调节速度和走向。

号子声此起彼伏：“嘿哟嘿哟，加把劲哟！嘿哟嘿哟，往前挪哟！“领号子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名叫王德贵，是新津县有名的号子手。他年轻时在岷江上拉过纤，嗓子洪亮，节奏感强。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号子声依然中气十足。

没有压路机，大家只能用这种原始简陋的办法进行路面平整作业。此前，由于民工们在碾轧时步调不一、用力不均，发生过多起石磙碾死人的事故。那是一个阴天，十几个工人拉磙子，后面的人没跟上，磙子倒滑下来，当场碾死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才十六岁，是独子。自从发明木桩调速这种土办法后，事故率大幅降低，但仍然危险。每走一步，都要全神贯注，稍有差池，就是人命关天。

王德贵一边喊号子，一边用眼睛盯着石磙的走向。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每天下来，喉咙像火烧一样疼。但他知道，自己的号子就是命令，就是节奏，就是工人们的安全线。如果号子乱了，步伐就会乱，就会出事。

“前面慢点！后面跟上！左边使把劲！右边稳住！“他的声音沙哑而有力，在工地上回荡。工人们听着他的号子，一步一步地挪动，石磙子缓缓前进，发出沉重的碾压声，把下面的石块压得严严实实。

工地旁一个小土坡上，从中缅印战区派来的美军通信兵164照相连乔纳格林伯格中士，正拿着一台柯达胶片单反相机，捕捉着工地繁忙施工的瞬间。

格林伯格今年24岁，来自纽约布鲁克林，战前是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背着一个装满胶卷和器材的背包。史迪威将军派他前来记录这些画面，让国会还有陆军部深入了解这个曾经修建过万里长城的国度，人们仍在使用原始工具运石固土，付出艰苦努力和汗水建设这个跨国协作的大型军事工程。

他选择了一个较高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工地。镜头里，成千上万的民工像蚂蚁一样散布在广阔的工地上，他们灰色的衣服和黄色的土地融为一体，只有活动时才能让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他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个宏大的场景。

然后他把镜头对准一群正在敲石头的妇女。她们席地而坐，斗笠下的脸庞被阳光晒得黝黑，手上的动作熟练而机械。锤子落下，石头裂开，碎片飞溅。她们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只有一种麻木的专注。格林伯格注意到，其中一个妇女的脚边放着一个布包，里面露出一个婴儿的脑袋——她在带着孩子干活。

他换了一个角度，对准拉石磙的队伍。镜头里，王德贵的号子声似乎要冲破画面，工人们弯曲的脊背、绷紧的绳索、沉重的石磙，构成了一幅力与美的图画。但他知道，这美是残酷的，是血汗凝成的。他按下快门，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他知道这张照片会很有冲击力；作为一个人，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愧疚。

他又把镜头对准了江滩上的采石人群。在那里，他看到了段氏兄弟。腊冬正在帮弟弟调整箩筐的位置，腊春的小脸晒得通红，汗水在脸颊上冲出几道沟痕。格林伯格拍下了这个画面——哥哥的手搭在弟弟肩上，弟弟仰着头，眼里有依赖，也有坚强。

格林伯格放下相机，坐在土坡上，点燃一支香烟。他想起自己在美国时的报道工作，拍过罢工、拍过失业、拍过贫民窟。但那些苦难，和眼前的场景相比，似乎都不算什么。这里的百姓，没有怨言，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期待。他们只是默默地干，为了那每天三顿饭，更为了那“抗日“两个字。

他想起出发前，一个美军上校对他说：“格林伯格，你要拍出中国人的坚韧和友好，要让美国公众知道，我们的援助是值得的，我们的盟友是可靠的。“他当时点头答应，但现在，他不知道自己拍下的这些照片，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坚韧，还是无奈？是友好，还是麻木？

他想起昨晚在工棚里，和一个老农的谈话。那个老农姓李，六十多岁了，从眉山县走了三天路来参加工程。老李说：“长官，我们不图啥，就图个打跑日本人。我三个儿子，两个死在南京，一个死在台儿庄。我这把老骨头，能搬一块石头，就多一块石头打鬼子。“老李说这话时，眼里没有泪，只有一种深沉的平静。

格林伯格当时问：“那您知道这些机场是干什么用的吗？“老李摇摇头：“不知道，听说是停美国的大飞机，去炸日本。“他顿了顿，又问：“长官，真的能炸日本吗？“格林伯格点点头：“能，这些飞机能飞到日本，扔炸弹。“老李笑了，露出没牙的嘴：“那就好，那就好。炸死那些***。“

格林伯格把烟掐灭，重新举起相机。他决定，要把这些面孔拍清楚，要把这些故事带回去。不是为了宣传，不是为了政治，只是为了记录——在这个星球上，在1944年的春天，有一群人，在用他们的血汗，修建一座通往胜利的桥梁。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今，四川终肩负着超负荷的负担。300万川军子弟出川抗战，使得整个四川缺乏精壮劳动力，许多家庭只剩妇女老幼，都被动员起来参与建设。除了应征的民工，附近的中小学生、孩童们也纷纷加入机场修建的行列。

这是事实，也是一种悲哀。四川，这个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在战争中付出了太多。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成都，川军将领刘湘立即通电全国，请缨抗战。他说：“四川人愿为国家贡献所有，人力、物力、财力，无一不可。“从那以后，300万川军出川，穿着草鞋，扛着老旧的步枪，走向淞沪、走向南京、走向台儿庄、走向武汉。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腊冬和腊春的父亲，就是川军中的一员。1938年，父亲段志诚跟着部队出川，那年腊冬才9岁，腊春还在娘肚子里。父亲走时说：“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但七年过去了，音信全无。有人说死在台儿庄，有人说死在武汉，有人说失踪了。母亲等了一年又一年，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麻木，现在只是每天早起，对着父亲的照片上一炷香，然后下地干活。

腊冬记得父亲的样子——高个子，浓眉大眼，笑起来声音洪亮。父亲是个木匠，手艺很好，村里谁家修房子、打家具，都找他。父亲的手很巧，能用木头雕出各种小动物，腊冬小时候有一个木雕的小马，是父亲给他做的，现在还在家里的柜子里。

父亲出川后，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母亲一个人种地、养猪、带孩子，还要应付保甲长的各种摊派。去年，保甲长说要修机场，每家要出一个人，不给钱就给粮。母亲实在拿不出，只好让腊冬去。腊冬本来还在读书，但读书不能当饭吃，不能抵摊派。他退了学，带着弟弟来到工地。

工地上，像腊冬这样的半大孩子很多。有的是家里没劳力，有的是为了挣那口饭吃，有的是被保甲长硬派来的。他们干着和成人一样的活，却只能拿半份口粮。但没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打鬼子。

四川老百姓并不了解部署B-29轰炸机的部署背景，大家也并非为了这免费的一日三餐而来。只是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之际，听闻这个规模庞大的特种工事有利于抗日，便顾不上春耕自家田地荒芜，倾家而出自始至终干劲十足。众人住的虽然是又脏又臭的稻草工棚，再苦再累也无人抱怨，民众凭借一腔热血，努力建设这些个有望反击日本人的空军基地群。

腊冬和腊春住的工棚，在彭山机场东边的一个土坡上。那是用稻草和竹篾搭成的，地上铺着干草，睡二十多个人。晚上，鼾声、咳嗽声、梦话声此起彼伏，还有孩子的哭声——有些妇女带着孩子来干活，晚上孩子就睡在工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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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冬把弟弟安顿在靠里面的位置，那里稍微暖和一些。他自己睡在外面，用身体挡住风口。晚上经常下雨，稻草漏雨，他们就用脸盆接水，滴答滴答，一夜到天明。有时候雨太大，工棚里全是水，大家就挤在一起，坐着等天亮。

但即使这样，也没人逃跑。腊冬知道，有几个年轻人曾经想跑，被保甲长抓回来，绑在树上打了一顿，然后继续干活。保甲长说：“这是国家的事情，谁敢逃，就是汉奸，就是通敌。“大家听了，都不敢再跑。而且，说实话，跑回去又能怎样？家里没有吃的，地里没有种子，还要应付更多的摊派。在这里，至少能吃饱饭，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

腊冬常常想，等机场修好了，美国的大飞机来了，去炸日本，炸死那些扔炸弹的鬼子，为父亲报仇，为那些死难的同胞报仇。那时候，他就可以回家，继续读书，或者学一门手艺，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他相信这一天会来的，就像相信春天一定会来一样。

马特霍恩计划，这个空军建设史上的庞大工程，就这样凭借极为有限的机械工具，依靠着淳朴善良的中国民众勤劳双手，得以实施建设，付出的代价可谓沉重。

就在成都平原特种工事建设正酣的同时，远在美国堪萨斯州一个改造后的军用机场，这里是B-29轰炸机组的正式训练基地，机库内一大群忙碌的工程师正在加紧进行发动机改装测试。

突然，远处天空传来巨大的轰鸣声，一架左翼正冒着浓烟的B-29轰炸机摇摆着迫降到跑道上。飞机停稳后，地面数辆早已待命的消防车飞速开上去紧急灭火。白色的泡沫喷在燃烧的发动机上，发出嘶嘶的声响，黑烟滚滚，遮蔽了半个天空。

飞行员打开舱门从舷梯跳了下来，愤怒地脱下氧气面罩砸在地上，怒气冲冲地离开。这是一个年轻的美**官，脸上还带着稚气，但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愤怒。自首飞以来，B-29轰炸机就一直被发动机过载引起的频繁起火事故困扰。这种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的轰炸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作战飞机，翼展43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长度，最大起飞重量超过60吨。但它的心脏——莱特R-3350发动机，却像一个脆弱的婴儿，经常出故障。

这次又遇到左翼发动机故障起火，幸好这位飞行员操控得当，才没发生失速坠机事故。但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有十几架B-29因为发动机问题坠毁，数十名机组人员丧生。

B-29轰炸机有着非常先进但复杂的操控系统，培训机组人员非常耗时。飞行员训练周期需要27周，领航员15周，炮手12周。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机组，需要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而且，这还是在设备充足、训练正常的情况下。

由于发动机问题，造成可供实训的飞机严重不足。之前已交付的97架飞机中，仅有16架达到战训标准。其他的，不是在维修，就是在等待维修。阿诺德将军——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为此焦头烂额。他不得不让一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暂时使用改装过的马丁B-26掠夺者和B-17空中堡垒，模拟进行B-29轰炸机组飞行训练。这种训练效果有限，但聊胜于无。

原本按预定计划从3月10日开始，完成特训的首批150架B-29轰炸机，就要以每天9架或10架飞机组成编组，陆续飞离美国。每个机组共计需要飞行五天，约18000公里航程，途经四个临时补给点。首日从堪萨斯州飞往加拿大纽芬兰甘德湖，然后飞往摩洛哥马拉喀什，再飞至埃及开罗，接着飞往卡拉奇，最后从卡拉奇飞到加尔各答的四座前进机场进驻。

这是一条漫长的航线，穿越大西洋、地中海、中东、印度，最后到达中国。如果一切顺利，全体机组将要在3月31日前抵达加尔各答，编入第20轰炸机总队，暂时先驻扎在印度。等待中国这边的专用机场建好，就全部部署过去，履行它们的使命——轰炸日本。

然而，直至年初，真正达到B-29驾驶标准的飞行员还不足百人，完全达标的合格机组更少。为了保障进度，陆军部甚至从欧洲和北非征召了部分B-24机组人员回国参与受训。这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本来可以在欧洲战场继续作战，但现在被调回来，学习驾驶这种新飞机。

所幸最近相对可靠的莱特R-3350-23十八缸气冷星型增压发动机赶着生产出来，经过几轮测试，过载几率降低，稳定性大幅提高。这是一种改进型的发动机，增加了冷却系统，优化了燃油供应，功率也有所提升。工程师们加班加点，在流水线上组装这些发动机，然后运往各个改装基地。

于是阿诺德赶紧让生产线上和已经下线的B-29，全部改装上这种最新的莱特星型发动机。但这又是个不小的工程，每架飞机需要停飞两周，拆卸旧发动机，安装新发动机，进行测试和调试。这意味着，整个部署日程不得不延宕下来。原计划3月10日开始转场，现在至少要推迟到4月中旬。

在堪萨斯州的机库里，工程师们日夜奋战。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被紧急征召入伍，投入到这个庞大的工程中。他们学习着复杂的机械图纸，操作着精密的仪器，一遍遍地测试，一遍遍地调整。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那些飞行员的生命，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其中一个工程师叫汤姆哈里森，来自密歇根大学机械系。他今年23岁，戴着厚厚的眼镜，手上总是沾满油污。他已经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眼睛里布满血丝。他的任务是检查发动机的燃油喷射系统，确保每一个喷嘴都正常工作。这是一个枯燥而精细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

“汤姆，去休息一下吧，你已经两天没睡觉了。“他的搭档杰克说。杰克是一个老兵，来自德克萨斯，比汤姆大十岁，经历过北非战役。

“等我把这组数据记录完。“汤姆头也不抬，继续用卡尺测量喷嘴的直径。

“你这样干，会垮掉的。这活儿不是一天能做完的，我们还有时间。“杰克递给他一杯咖啡。

汤姆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苦涩的液体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杰克，你知道那些中国人在干什么吗？“他突然问。

“什么中国人？“杰克疑惑地看着他。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说他们在四川修建机场，准备让我们的飞机过去。几十万人，用手搬石头，用人力拉压路机，在修四个巨大的机场。“汤姆的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力。而且，据说他们每天的报酬只是管一天的饭。“

杰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拍汤姆的肩膀：“战争就是这样，汤姆。每个人都在付出。我们在这里修飞机，他们在那里修机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打败日本。“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汤姆欲言又止，“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快一点，更好一点。不能让他们的血汗白费。“

杰克点点头：“那就继续干吧，把这台发动机修好，让它能安全地飞到中国，飞到日本，扔下炸弹，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汤姆重新低下头，继续他的工作。窗外的天空渐渐暗下来，堪萨斯州的平原上，夜幕降临。远处的机库里，灯光通明，人影晃动，发动机的轰鸣声时断时续。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在成都平原的工地上，太阳刚刚升起，民工们已经开始新一天的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