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449章 我根本没有在意你

第449章我根本没有在意你

17世纪，法国文坛爆发「古今之争」，一派人主张写拉丁语，一派人主张写法语，后一派人赢了，并且带来了法国文学的长足进步。

否则，法语不应当被视作为「一种美丽的语言」，法国文学的骄傲自然无从谈起。

在18世纪，法国人为了自己的语言而自豪时，他们不会知道，一百年前这个国家的精英还耻于用本民族语言书写。

民国，文坛争论的发生在左翼联盟和自由撰稿人之间，文学并非一开始就为大众服务的，也不是要深入社会斗争的，今天中国人对那个时代文学的认知起源于一场论战。

1929年到1930年间，民国被查封的书店达500余家，《萌芽》

《拓荒者》等进步刊物被迫停刊。

面对这种文化室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人大怒，发布了文学通缉令：「现在的屠杀者，将来要成为被屠杀者！」

他不仅不打算识相，还要倒过来追杀敌人，将那些敢于迫害左翼文人的鹰犬批倒批臭。他们最终大获全胜，成功的将「救亡图存」、「为人民大众服务」等文学理念升格为这一时代的主流。

日本有一个反例，鲜有人知的「文学主体性」论战。二战后，以藏原惟人、

中野重治等人要求对原战争历史进行彻底反思，另一派人则认为「这都是体制的错，而不是作家的错」，「文学只是文学」，不幸的是，后一派人大获全胜。

结果是日本文学对于社会的批判几乎消失，造成的深远影响茶毒至今。

那些改变某个时代的争论，其实源头主要在关键的一群人，和这一群人中的主要领导者。

它确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

朱生昌听到余切说「他不会失败」，冷笑一声，随后说：「你只说你不会失败，却不说你万一失败了，要怎么向国内交代？」

他知道这恐怕是在茅盾奖的最后几句话，也很难再聚到这么多人。朱生昌索性道：「余切，你看你现在被众星捧月，人人都来支持你，但你不是被动的接受，如果是这样，那还情有可原。」

你是主动引导！」朱生昌道，「我已经看出来了！你瞧不上《穆斯林的礼物》，你瞧不上《少年天子》，你孜孜不倦的施加你的影响——如果你失败了，你怎么对得起其他人呢？」

其他人被朱生昌的话震撼了。纷纷望向余切，他们意识到今天不是一切的结束，而是新的**。

这个起源于「余切施加影响，让现实主义作家路垚获奖」的轶事，最终指向了余切这种为所欲为的特权，到底能否让内地文坛获得文学的桂冠。

否则在将来回想起来，只会是笑话一场。所有人都有罪。

朱生昌正是担忧这种可能。

余切沉思片刻。

他确实很有信心在这一年拿奖，因为8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颁发给了西语系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这是西语圈赢麻了的一年，之后还要继续赢。

相较于卡米洛，余切不仅在西语圈的荣誉丝毫不逊色，连被小国政府封杀的凶险程度，都要胜过于卡米洛。

余切完全是卡米洛的上位替代。他用更少的时间拿到了更大的成就，这是标标准准的全包围式超越。

而且，他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倘若占据世界人口四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没有拿到诺奖，这一奖项是不能称之为全球性奖项的。

但余切并没有发怒，他知道这是一个在公开场合争取支持的机会。

王蒙、程荒煤等人都看著他，大气）儿都不敢出，面容都扭曲了，比余切还紧张。

在这种压力下，余切却笑了。

他讲起了西语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者何塞·埃切加赖的事情。

何塞·埃切加赖是个和余切几乎镜像的前辈。

这个人是数学系教授，教学生应用物理、商业和经济学：他的主业是做官，曾任西班牙的财政大臣和公共工程部部长，写了很多研究论文；搞创作是何塞业余的事情，他的产量极大，也极受欢迎。

1904年，72岁高龄的何塞出人意料拿到诺奖，欧洲大量作家立刻表示不满，写了言辞激烈的反对信抨击诺奖组委会的决定。然而，在西班牙国内的读者热情赞颂了何塞的成就，何塞的获奖，也推动西语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登堂入室。

后续获奖的西语作家，在谈到何塞这个人时，也坚持称何塞被西语世界外的人低估了，这些持续性的努力最终扭转了何塞的名誉。

余切道：「我们现在认为西语文学以及拉美文学的成功，是值得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感到鼓舞的事情，这还不够！我还认为他们孜孜不倦的战斗**，使得他们爆发出超过自身实力的力量。」

「马尔克斯讲过这么一句话，作家得了诺奖是他一生最悲哀的事情，因为之后他的创作就停滞了。这是因为社会活动大大占据作家的精力，作家们感到自满，但马尔克斯打破了这种诅咒，他通过文学支持革命，从而始终保持自己的紧迫感。因为革命永远在路上。」

「我也一样！」余切望著面前的朱生昌。

「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会持续性的斗争下去，这不是我取得权利的方式，而是我生存的本能，它对我的创作力而言就像是水和空气。」

「没有它，我的文学生命就死去了！」

朱生昌被余切的话说得愣住了，但不等到他回答，余切退后一步，又向其他人阐明心志：「我不再参与茅盾文学奖评选，不是因为我对这个奖项失去兴趣，而是我需要更高的荣誉来满足自己，我要找到新的敌人，你感到不开心是正常的，因为你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余切忽然想起了聂伟平。

聂伟平是个渴望荣誉，但细节大条的人。对外他不能做到不择手段，对内他不是一呼百应，就连老婆责怪他，聂伟平也选择消极应对。

他总渴望别人来理解他，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同队队友公开批评聂伟。聂伟平只能咬牙苦干，觉得很委屈。如果余切在这个位置上，至少在围棋上，他不会允许其他人来公开挑战他。

历史上，聂伟平因为吃坏了肚子，又被人使出盘外招，不敢申诉，从而使得自己在应氏杯上失败，将「棋圣」这一名号变得不能名符其实。

1985年，余切对聂伟平说「围棋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完全个人主义的游戏」。就是针对这一次应氏杯打的预防针。

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

三年过去，余切仍然是这样想的。他盯著朱生昌说：「就算我真的失败，我也没有输，我只是时运不济：何况我没有觉得我在今年会落败，你和你的门生都会被扫进垃圾堆，在收音机或电视前看著我拿奖。」

「但不是因为你质疑我，你还不配站到这个位置，而是因为我永不满足。我眼里看到的是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你看到的是我的鞋子，刺痛了你。其实我踩在你身上的时候，我无意注意到你是谁。」

朱生昌是《当代》的老编辑，老好人。他惊得后退了一步，眼睛余光瞥向四周。

他看到大部分人都震撼了，经历之前的年代后，这种好斗引发了作家们本能的担忧。

当然也有不少明显受到鼓动，想要加入进来的年轻作家。

这件事情的恐怖之处在于，这些人一定会写回忆录，然后把他钉死在耻辱柱上。情况比刘芯武还要糟糕得多。

刘芯武最多被人怀疑眼光不好，不识泰山，而他是在余切成名后发起挑战的，会被人怀疑智力。

他感到五脏肺腑都疼痛了起来，冷汗直冒，旁边的小编辑周长义却眼冒星星，说了一句：「如果路垚当时没那么忍气吞声，像你这样，我肯定折返回去，绝不敢退他的稿。」

这是什么鬼话？

我正欲死战，你却五体投地的跪拜了！

朱生昌气得干呕，一把踢开了周长义。其他人也终于反应过来，纷纷来拉架0

作家研讨会狼狈结束。

茅盾文学奖之前的作家研讨会，以及《风声》的创作，暂时安抚了文坛对于余切隐退的担忧。

如果一个人要隐退，他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攻击性的。

那些一边宣称自己要退役，一边又对待遇斤斤计较，随时大谈特谈特权的人，一定不是真的要退役。

王蒙希望余切不要太出格，他现在觉得余切攻击性太强。朱生昌本来是没有被余切计较的，他之所以被转岗，完全是《当代》杂志社内部的决定。

但他在大会上批评余切，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了新高度，这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余切要求《当代》杂志道歉。

否则在1月的颁奖礼上，余切的告别辞不会谈到文学，而是谈谈《当代那些事儿》

这像是一种索命幡，像因果律武器一样，凡是到这个程度的人，查良镛、聂华令—一最后都加倍偿还了。

《当代》杂志社忧心忡忡，总编号召大家来投票，以决定是否在89年的新年刊中，就编辑朱生昌的失言道歉。

以上是文坛内部的事情，在外部《风声》广播剧收听率越来越高。剧情进入到**，李宁玉、顾晓梦等人纷纷被抓去审讯，白小年，金生火几人死亡。

这几集广播剧效果是爆炸性的，因为尺度太大了。

收音机里面能听到铁铐在墙面摩挲的声音，人倒在地上哀嚎，王钢的声音特别适合配惊悚片，他那种不紧不慢，理性客观的播音风格，恰好对上了小说的冷峻，成了许多听众的噩梦。

于是，一批观众打电话来，希望这一广播剧的惊悚程度能稍微降低一些。余切当然不答应。

叶永梅和王钢来拜访余切，简明扼要的说明原因。

「我国电视机的普及率很低，广大农村地区使用的还是收音机，而且一个收音机一家人来听，其中不免有儿童。孩子听了做噩梦。」

余切思来想去，还是不答应。

这种争论像是影版《风声》上映之初受到的争论一样一尺度太大，显得猎奇。

然而在更长的时间后，《风声》逐渐因写实而备受推崇，直到有了「《风声》之后，再无谍战片」的神话。

王钢配过余切的好几部剧，但现实中是第一次见余切。他还提到一个问题：「我们央台一些人认为，这一广播剧过度披露敌人的可怕程度，而将革命者的乐观性表现得太少，似乎总是在被动的挨打——」

这当然也是门外汉的胡扯了，其实《风声》对于酷刑的描述甚至是含蓄的。

余切参观过渣滓洞，知道果党酷刑手段颇多，远胜于影版！在渣滓洞内，光是江姐一人，就遭受过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等酷刑，一个渣滓洞总计有四十八种酷刑。

只是音效的进步，导致渲染力超过了过去的广播剧，观众被吓到了。

但这不正是余切想要的效果吗？

余切送了《长篇连读》广播台一本《在地下》，这是马识途写的「地下党手册」，其中详细描述了地下党被捕后如何应对的方案。

两人仔细阅读后大喜过望，发觉这简直是《风声》配套的历史资料。马识途当时是川、鄂地区的负责人，经手大量地下党被捕案例，甚至弟子罗广斌都被捕了。

因此在他的书中，地下党「死命硬扛」才是法宝和真经。果党搞反动是专业的，拿硬汉巾帼没办法，但要是遇到意志薄弱的人，几乎不会失手。

王钢回到播音台，台里问他和「余老师」交涉的怎么样？

王钢指著《在地下》这本书，激动道：「小说家马识途说的很明白了！余老师在《风声》中，写的都是真事儿。」

他的手指在书上挪动，指向一处，上面写著：

受刑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可怕。只要不怕死，下定决心，咬牙挺住酷刑，昏死过去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敌人也就无法了。」

「这种关头最怕动摇，一念之差，稍露难色，敌人就会抓住空子，拼命的酷刑进攻，企图打垮你——最终沦落到自首变节的可耻道路上去。」

「只要一开始表现得非常英勇坚决，敌人硬攻不破，反倒会把你放松一些了。敌人没有弄出个下落之前，是不会立马处死的，反而留有斗争的余地。」

这都是马识途当年做地下党的经验，也是余切参观后的感悟。

「同志们！」王钢感慨道，「节目只剩下最后几期，我们不应当再做什么调整；非要调整，那就向读者再介绍这一本书。」

「《风声》背后的故事，还要远远比小说更为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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