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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不被骑 第346章 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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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鸦 分类:历史军事 更新时间:2025-06-16 02:13:17 来源:源1

第346章年号(第1/2页)

当高殷跨入宣德殿时,那些兵器都停留在正殿的下方,只有赤手空拳的大臣们随侍左右。

无所不能的错觉笼罩在他身上,即便知道只是假象,但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如果他是自立开国,那么年号可以马上改,不过他是继承皇位,所以等到明年正月再正式改元也不迟,年号在那之前拟定好了就可以。这点与日本不同,日本是继位次日开始改元。

新的年号已经确定,取《易经》中“大哉乾元”、“大明终始”各一字,合为“乾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既可以指乾卦,也可以指天地和日月,明则有多种好含义,合起来便是天地清朗的意思。

对高殷而言,还存在一些有趣的联想:作为鲜卑之国的汉人君主,他的目标是将大齐打造为接续星汉、超越隋唐,成为这数百年的民族烙印,在功业上成为明朝,在个人统治上成为乾隆。

明朝的乾隆,是为乾明帝。

现在的高殷,既是天子,也是皇帝。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天子“以爵事天”,代表神权,皇帝“以号臣下”,代表世俗权力,因此御玺才分为两种。

虽然得到了传国玉玺,但正式的场合多数还是使用皇帝行玺和信玺,玉玺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

在东堂,更换上天子的白珠十二旒平冕、十二图黑红衮服,随后来到正殿,这里站满了忠诚于他的侍卫,杨愔、斛律金,各自率领着六品以上的文武百官进入宣德殿,六品以下,则在殿外脱靴侍候。

庄重肃穆的氛围笼罩着整座宫殿,即使是最受不了汉儒小儿的贺拔仁,也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心思,连在心里对新君腹诽都不敢。

高殷端坐于皇位之上,辅政的杨愔等人正要上前侍奉,但是被高殷一个动作给推了回去,杨愔等人悻悻然站在原地,只是出列,比百官高出几个几步——杨愔、高德政原本就是文官之首,有这个地位很正常,不过郑颐、燕子献几人就是因为遗诏辅政而连带着升天了。

高殷又向斛律金、段韶两人招手,斛律金试探着,走到和杨愔并行的位置,高殷才微微点头。

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这个举动意味何事,就交给众臣自己解读了。

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大齐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总结先君的统治经验,而其中,又以为先君上庙号、谥号为第一项工作。

古人除了祭拜天地、山河概念的神灵外,还崇拜着逝去的先祖,会对他们进行祭祀,寄托情感上的哀思,同时也是在强调自己现实地位的来源,继而产生了宗庙制度:夏称世室,殷商称重屋,周称明堂,秦汉称太庙,供奉着每代先祖。

但几百年下来,先祖一大串,肯定不能全部祭拜,因此就只能把往上四代以上的先祖给移出去了,只祭拜和现在的后代联系较深的近几代先祖。

但其中有一些祖先实在是功劳太大,不能忽视,于是就要留下他们,世世代代念诵他们的恩情;同时后辈不能称呼祖先的大名,又要对各个不同的先祖加以区分,于是就要给他们上尊称,也就是庙号。

最开始,庙号只有三种:“太”、“高”、“中”,分别对应创业者、功高者、中兴者,庙号是对他们的作为的肯定,以表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

商朝灭亡后,周朝的姬旦与吕尚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地位,夺取商朝的礼法与话语权,于是将庙号废弃不用,创制谥法。

此时的谥号制度对比庙号,的确有着拓展性与优越性,开始用更多的字作为谥号,不仅能将祖先分得更加清晰,同时还能对祖先的生前作为进行评定,给予或褒或贬的评价,如周武王,齐桓公。

谥号一直持续到秦朝一统,始皇帝嬴政不喜欢这一套,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将谥号废除,到后来西汉,才因为需要,恢复了谥号与庙号的使用。

至此,两个制度死灰复燃,交融合并,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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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则是国家用来纪录年份的一种名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

在汉朝以前没有年号,史书以君主在位的时间来统计,君主登极那一年称作元年。

“元”这个字,本义是人头,是人体最突出与重要的头部,继而引申为第一、开始之意,元月、元年、元旦,取的都是这个意思。

到了汉朝,汉帝想要维护汉朝的统治,同时也是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捡起了商、周的庙、谥之法,以证明自己是继承了前代的天命新王朝;

但新王朝,就也要有新气象。汉帝要证明自己和前代君王不一样,同时也是为了强化控制,将历法推行到全国各地,表示所有土地都掌握在中央朝廷手中,随着皇帝的历法而变更,意味着时局在汉中央的控制下。

于是从汉文帝开始,就在纪年上开始巧思:文帝以十六年为一个阶段,第十七年改称作后元年,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这样的举动是除旧布新,能够让汉家天下与民更始,重获新生:就像“芳龄十六”,听起来也不大,但“年方二八”,总归是更年轻。

汉代诸侯王们的历法,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再也不会出现“吴王二年”、“淮南王三年”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七国之乱后汉朝廷威权势涨,地方诸侯无力抵抗的一个侧面。

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改变的基础已经铺就,只需要一个契机,就会开始创新。

汉文帝是十六年一隔,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前中后三元,共计五十四年,绝大部分君王在位时间都够用了,哪怕是小猪这个皇帝同行里在位时间第三长的主,也刚好是五十四年的在位时间,完美符合这个框架。

但刘小猪这个人比他父祖都急功近利得多,他是六年改一次,每六年就是一元,如此也就不能使用前中后了,而是用一二三四这样的纪年法。

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这样没有什么神圣性,于是某些部门就提出,一二三四太没劲儿了,咱们要不采用某些天瑞,搞个彩头吧,这样算是喜上加喜。

小猪同意了,刚好他第十九年率众打猎,抓到一只稀有的独角兽白麟,这被看作是祥瑞之物,值得纪念,于是四元元年变成了“元狩元年”,又相应的创造了“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取代前面的一元二元三元,年号也有追封了属于是。

之后刘小猪就跟疯了一样,从六年一元又变成了四年一元,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同时也不以元为名了,改为“太初”、“天汉”等体现汉朝皇家特殊地位的字样。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唯我独尊的地位。

春秋时期,各国用自家君主的在位年数来纪年,到汉初同样如此,于是汉帝与各诸侯王,就出现了在礼法上的隔阂,颇有些对抗的意思,不能体现出大汉皇帝的威严,等这几代汉帝的威望衰败,迟早要重演周朝的旧事。

但使用年号以后,汉家天子有纪年而诸侯王没有,使汉皇的权威凌驾于各路诸侯之上,有利于强化和巩固朝廷的统治,就此成为了皇帝神圣统治的权威象征之一。

此后的年号,就被皇帝们赋予了自己的政治期望和隐秘的政治信号,例如李隆基在公元714年改元“开元”,为什么?

因为他在前一年干掉了太平公主,从武则天篡位到先天二年,一直存在着寄生在李氏身上、掌握实权的“李武集团”,太平公主则是这个李武集团最后一个领袖。

当李隆基消灭武氏余孽,李武集团彻底覆灭后,就意味着光复了李家天下,保证了李氏皇权的血液里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武家纽带,因此才改元“开元”,大唐除旧布新,从此迈向新纪元!

商人的庙号、周人的谥号、汉人的年号,囊括了时间与空间,一同构成了宗法秩序,打造出一套完整的政治规训逻辑,为后世继承人的权力来源进行背书,成为千年以来中国的精神符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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