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李承乾：在李世民面前杀李泰 第442章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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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威大惊失色，赶紧劝阻道：“陛下，若是轻罪，一般都能当即找到恶徒，不会有什么意外。

可若是重罪，恶徒要么背后有人包庇，要么手段奸诈，甚至能把仵作都耍得团团转。

这其中，本就需要多方人证走访，也需要提取物证。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两相结合，怀疑是谁做的案，就基本是谁做的案，几乎没有例外。

虽有一定可能性，作案人太熟悉办案流程，故意嫁祸给某人的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要是实行新规，是否太……”

刘德威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

就说李承乾这么一搞，只怕会放掉很多奸猾的重型罪犯。

“朕知晓，若是如此做，会让某些奸猾的罪犯逃脱审判。

那朕在这里，就再给诸位爱卿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以人为本！

当初的秦朝为何灭亡，这其中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原因，那就是秦二世的苛政，比秦始皇在位的时候更加过分。

而秦朝会灭亡的危机，又是怎么出现的？

那就不得不提——军功制度！

军功制在秦没有一统六国之前，那是一把利刃。

站在我们后人的角度，可以清楚的看到，秦统一之后，军功制就成了一份毒药。

换到我大唐来说，朕为何要废除肉刑，就是因为乱世有乱世的律法，盛世有盛世的律法。

至于那些六国营业，不过是隔靴搔痒，虽然烦人却无足轻重。

若是当初能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何至于走到最后，就连老秦人都视若无睹？

大唐既然已经进入盛世，律法就该以轻、缓、和、为主。

重罪依旧重判，轻罪就该轻判，而不是犯罪就重判。

人无完人，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谁能保证自己不犯罪？

但可以肯定的是，以人伦为基础制定的律法，哪怕是不知晓法律的，也很难会犯上重罪。

因此，冤假错案，要尽量避免。

若是继续执行老一套，在人性的作用之下，未来冤假错案必定遍地都是。

真正的平民百姓，除了家庭纠纷，都只想安心的活着，谁会故意去犯重罪？

这是犯下重罪，一般也是因家庭邻里纠纷造成的。

真正会知晓律法还犯下重罪的，要么就是自认有权有势的，要么就是真有权有势的。

往后，要想定一个人的罪，动机、人证、物证、口供等至少要其中三样。

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形成一道证据链，形成不了证据链就无法定罪。

嫌疑犯，也就是被怀疑的作案人，有资格为自己辩解。

比方，罪恶发生之时，自身不在现场，而在其他某处，谁谁谁能够作证。

总之，双方要核对无误，才能定罪。

这也是朕为何，要进行三权分立的原因。

以后，从地方到朝堂，不能再是谁的一言堂。”

“轰……”

百官再次骚动，尽管从三权分立提出来，他们就知道李承乾的目的是分权。

在这一刻，李承乾却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了。

马周赶紧问：“陛下，像这种案子，若是像您说的处理方式，如何在最大的限度上，保证真正的罪犯能够伏法，保证平民百姓不被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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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朕就单纯以重罪来论，给诸位爱卿说说，如何才能尽量避免冤假错案，如何才能让真正的罪犯无法逍遥法外！

在这其中，有四步要走！

首先，当地的衙役抓嫌疑人，然后收集口供，收集物证等等。

如果有指向性的证据，可以关押该人十五天以内，若无指向性的证据，只能在暗中收集。

十五天内还没收集到完整的证据链，就必须放人。

第二步，朕会新成立一个检察院，他们会核对现有证据，监督官府的办案流程有没有问题。

紧跟着，移交给第三个机构法院判决。

这三个机构，从一个县开始，为三级，州府为二级，长安也就是京都为一级。

若是罪犯自己觉得冤枉，可向二级的法院提起诉讼。

若是二级法院都觉得没问题，一般的罪就可以定下了。

若是重罪，可向长安的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法院也觉得没问题，就可以提交皇帝，可以称之为终审判决。

皇帝这里给予执行权，一个案件彻底落幕。

若是事后发现，出现了冤假错案，立即启动无限追责制度。

追责的同时，该当事人的亲朋，也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虽然人命国家赔偿不出来，但国家可以赔偿因为这条人命，而造成的各种损失。

官员有错，无限追责。

皇帝有错，那就是大唐之错，是国家的错，国家应该承认错误并给予补偿。

最大限度，斩断官官相护！

法要有温度，国也要有温度！

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包庇错误，诸卿可曾明了？”

哪怕是在目前，涉及到死刑一类的重刑犯罪，都是皇帝下旨才能执行的。

但在实际的执行之中，皇帝不可能每个罪犯都去见一面，往往都是既然大家都觉得没问题，那皇帝盖个章就好了。

但也因此造成，一些真正有盘根错节势力的，很容易找到替罪羊。

在李承乾这里，可就行不通了。

要是他们能把他都给骗了，那李承乾真该反省一下，他是不是太过自傲了。

“哦，对了！”

就在百官还在思索这个全新制度的时候，李承乾又说道：“无论大的案子还是小的案子，只要涉及到判刑的案子。

到时候，在法院判刑的时候，都必须是公开判。

任何百姓，都可以前去旁听。

若是百姓觉得判得不对，为官者就要好好想想，为何百姓觉得不对！

是不是律法本身，在百姓的认知之中就不对。

再或者，某个罪犯，百姓却觉得他是个好人，不可能犯下某种罪。

那就得二次调查补充证据，证明确实是该罪犯犯的罪。

换句话说，百姓就是监督者。

在这一类的事情上，必须做到不惧全民监督。

诸位爱卿，朕可有哪里说错什么？

新的制度框架，朕这里已经作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