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从西北再造天下 第456章 ，新世家与该交的学费

大同历十五年（公元1639年）11月11日，京城，刘府。

寒风已起，卷着几片枯叶扫过青石板街道。刘宗敏今日下值较早，他让夫人姜美娘准备一桌家常便饭，又特意让人去请了老丈人姜老太公和三位舅哥，姜让、姜瑄、姜镶过府一聚。

自刘宗敏出任税监尚书这要害职位后，姜老太公便极为识趣地主动收缩了家中所有产业。如今，姜家主要靠着大同社庶务部给姜让安排的一个军事学院教官过活，专门培训新式军官，倒也契合姜家将门的底蕴。

不一会儿，姜老太公便带着三个儿子到了。

门一开，刘宗敏的一双儿子刘建军、刘建国和小女儿刘欣怡便欢叫着扑了上来：“外公！大舅！二舅！三舅！”

姜老太公脸上顿时笑开了花，弯下腰将两个外孙搂在怀里。姜让也笑着抱起小侄女，一时间，厅堂内充满了孩童的嬉笑声。

夫人姜美娘带着阿姨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虽无山珍海味，却也荤素得宜，甚是丰盛。

酒过三巡，饭桌上的气氛愈发融洽。刘宗敏放下酒杯，神色稍稍正式了些，对姜老太公道：“泰山大人，元首近日有差遣，命我南下扬州公干一段时日。我这一去，家中美娘她们，就烦请您和三位舅哥多多照应了。”

“去扬州？”姜瑄闻言不由放下筷子，迟疑地问道：“妹夫，元首此番～莫非是要对扬州的商贾动真格的了！”

这不能怪他敏感，大同社起家时对前明士绅的雷霆手段犹在眼前，如今国库据说连年吃紧，养肥了十几年的商贾，岂不正是现成的“钱袋子”，大同社对士绅下手都毫不留情，更不要说这些商贾之辈。

刘宗敏回道：“元首的意思，是让扬州的商贾们更守些规矩，倒也没有清洗他们的想法。”

姜老太公立刻接口道：“宗敏放心去办你的差事，家中一切有老夫在，必然照看好。”

宴席散后，姜家父子四人同乘一辆马车返回。姜瑄还是忍不住再次开口：“父亲，您看元首此番，会不会像当年对待大明士绅那样，彻底清洗了扬州那帮暴发户？”

他语气中带着一丝紧张，大同社可不是心慈手上之辈，即便是现在，每年还是要迁移几十万大明士绅去屯垦，大同社的清洗说是赶尽杀绝式也不为过。他担心大同社内部的政治气氛再次紧张起来，而他们姜家严格算起来也是前朝的余孽。

姜老太公靠在软垫上，微微摇头道：“去年江淮行省的商税涨了三成有余，今年看样子也只多不少。这些商人，眼下对元首和大同社还有大用。元首对有用之人，向来是大方，也极懂得保护。”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几分嘲讽道：“只是这帮大同社自己养出来的商贾，到底是泥腿子出身，骤得富贵，便忘了根本。车驾逾越规制，出行极尽奢靡，私下里富比王侯也就罢了，偏生还要张扬出来，唯恐天下不知。

这般做派，早已惹得大同社许多元老不满。正好，这几年朝廷开支浩大，财政吃紧，元首不拿他们来敲打立威，又该找谁呢？”

“哼，”他轻哼一声，“无百年之底蕴，却学人家摆千年的谱。一朝乘风而起，恐怕终有一日也要随风而落。”

马车内沉默了片刻，人家好歹乘风而起过，哪里像他们三兄弟，只能待在军官学院教学生。

姜老太公叹了口气，声音缓和下来，带着一丝愧疚道：“老夫知道，你们兄弟三人心中有委屈。一身本事，却无处施展。甚至连经营些产业都关闭了。”

姜瑄最是不甘，闻言激动道：“父亲！自古以来，哪有不许尚书妻眷经商的道理？

妹夫位居高位，我等却要如此谨小慎微，甚至连做个富家翁都不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姜让和姜镶虽未说话，但神情也显露出同样的憋闷。一人得道，鸡犬未能升天，反而被捆得更紧，这让他们如何能心平气和？

姜老太公看着三个已至中年的儿子，缓缓道：“真龙天子说的话就是真理，这就是天朝自古以来的道理。

如今天下，元首虽未称帝，然其权势，远超太祖，恐唯有始皇帝可比。他说尚书的亲戚不能经商，便不能经商，那我等这些依附其上的，便只能忍着、受着！这才是天朝最大的道理！”

他反问道，“今年的事情你们还没看明白，经商致富，富可敌国又如何？

元首一纸政令，便能叫他们乖乖掏出大半家财！他们如今该庆幸民朝已立国十数年，法度渐全，若是在开国之初，他们的下场，只怕比前明士绅还要不如！”

“所以，赚再多银子都是虚的，握不住，守不住，反而招祸！”姜老太公斩钉截铁道：“我们姜家的出路，不在你们这一代，而在朝阳、朝宗、朝晖他们身上！”

长子姜让的儿子姜朝阳，已从天津海军学院毕业，如今是一艘两百吨级护卫舰的连长，前途光明；次子姜瑄的儿子姜朝宗，即将从墨子学院毕业，未来可留校钻研学问，走清贵之路。三子姜镶的儿子姜朝晖，年纪虽小却学业优异，正备考机械学院。

“有你们妹夫在朝中看顾，朝阳他们这一代，必能在大同社内站稳脚跟，凭真才实学搏出功名。届时，我姜家才算是真正在民朝站稳脚跟，是真正的军伍世家、学术之门，这才是缨簪之家长治久安之道！”

马车在夜色中辘辘前行，姜老太公的一番话，吹散了姜瑄等人心中最后的不甘，虽然他们落魄了，但下一代好歹能出头。

话分两头，京城招待所的客房。从元首府邸归来的高俊、土根三人围坐在木桌旁，气氛有些沉闷，与窗外京城的静谧形成对比。

土根不满道：“俺还是想不通。咱们在孟津，起早贪黑，带着大伙儿引水、施肥，好不容易让亩产翻了一番，达到了两石，这放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大丰收！元首为啥还不满意？难道增产还有错吗？”

高俊苦笑一声，他拿起桌上的粗瓷茶壶，给每人倒了一杯已经微凉的茶水，缓缓道：“元首不是不满意增产。元首要的是整个中原，乃至整个北方的丰收，是惠及千万农户的普惠之策，而不是我们这样，几乎榨干了全省的人力物力，才堆出孟津一县的‘样板’。我们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孟津的田肥了，邻县的土却薄了。总账算下来，河南行省的粮仓，未必多出了一粒米。”

土根嘟囔道：“可咱们也没骗他呀，产量是实打实的。”

“产量是真，但代价也是真。”高俊叹了口气，眼中露出一丝被现实打击后的清醒，“而且，我们这点成绩，和江南一比，简直不值一提。”

江南传出亩产千斤，最开始高俊是不相信的，他种了几十年的地，还能不清楚一个土地最高产能是多少，哪怕江南最肥沃的土地也不可能亩产千斤啊，除非是种土豆，红薯，后面他找了江南来的农户代表询问过，才又被打击到了。

他们在北方用尽各种方法浇水，南方就根本不缺水，他一亩土地施了十几斤的肥料，也不过增加了100多斤的产能，结果南方哪怕不施肥也能轻轻松松上300斤，施了肥，一亩地居然有600多斤，这让他第一次察觉到双方之间种地之间的差距，这已经不是他能力所能弥补的了。

而在土根他们郁闷之时，陈子龙过来询问了他们，元首对他们说了什么？

高俊苦笑道：“元首对我等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弄出亩产两石田地不满，认为我们这是在浪费。”

土根叹口气道：“不只是在浪费还有欺骗他的意思。”

“即便如此，孟津的实验也并非全无意义。至少我们探明了中原土地的部分潜能，知道了鸟粪石这等肥料的奇效。若能广开肥源，或找到替代之法，未必不能逐步推广，可以极大的提高粮食产能。”

陈子昂想要凭借“农场制”做出一番政绩的念头仍未完全熄灭。然而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底气不足。鸟粪石依赖海运，价格高昂，如何能普惠北方？

高俊摇头叹道：“难，太难了。北地贫瘠，天时也不如南方。或许我们不该只盯着粮食亩产这一条路。发展养殖业，种植经济作物，才是更适合北方的出路。”

想到江南亩产千斤的冲击，陈子龙内心也动摇了，三倍的差距如同一道天堑，让人心生无力。他最终叹了口气，对高俊道：“既如此河南的农事，便多依你的想法来尝试吧。”

但他推广“农场制”的决心并未改变。一方面，这是他主导的政策，若能成功，便是他仕途上最坚实的政绩。

另一方面，集中化的农场也确实能更方便地调配人力物力，兴修一些他构想中的水利工程。

只是，元首今日的态度无疑是一盆冷水，让他意识到此事若不得中枢支持，必将寸步难行。

思前想后，陈子龙决定去寻总理大臣刘永。

次日，他便前往刘永府邸，将孟津之事和元首的训示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末了，他苦着脸道：“伯衡，我此举也是无奈。近年来北地旱灾频仍，民间颇有怨言，甚至有些前朝余孽暗中散播谣言，说我大同社杀戮过甚，有干天和，才致灾祸连连。我本想着造出一个‘祥瑞’，一则振奋民心，二则堵住那些宵小之口，谁知弄巧成拙，反惹元首不快。”

刘永气愤道：“亏得他们还有脸说当年的，我大同社会兴起，北方早已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那个时候大明又可曾有过作为？

而后他又说道：“你这想法是好的，只是执行差了，你把鸟粪石全部集中在一县，一地的粮食增加了，河南行省总的粮食确实在下降，如此费力不讨好，以后还是别做了。”

陈子龙心中一惊，连忙称是，然后脸露忧愁道：“我就是担心元首会因为此事，限制农场制度的发展。”

刘永话锋一转，又道：“放心，这些年北方的灾荒，集中力量抗旱救灾，此乃正理。没有农场组织，单门独户的农户确实难以抵御大灾。元首并非不赞同农场制度本身，只是不喜你这种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做法。做事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有了差错，改正便是。农场制利大于弊，这一点，我与元首皆有共识。”

听到刘永这番表态，陈子龙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只要能得到这位总理大臣的明确支持，他的政策便有了继续推行下去的底气。

他郑重拱手道：“有伯衡公此言，便放心了！我定当吸取教训，脚踏实地，将农场制稳妥推行下去，绝不辜负元首与伯衡的期望！”

翌日，刘永来找到徐晨道：“元首，听闻昨日您召见了河南来的高俊、土根几人，就孟津县农事，有所训诫？”

徐晨严肃道：“伯衡，你消息倒是灵通。不错，我是斥责了他们。亩产两石？听着光鲜！可他们用了多少民力？耗费了多少本该分摊各处的鸟粪石？这分明是拆了全省的台，垫高他一县的脚，搞‘盆景’工程，弄虚作假的祥瑞！

我大同社起于微末，凭的就是务实。若都学着他们这般投机取巧，欺上瞒下，与明朝末年那些大搞‘胡表功’、这与粉饰太平的蛀虫有何区别？此风绝不可长，必须严厉刹住！”

“元首，您所言极是，此风不可长。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诚恳地看着徐晨道：“自您当年在陕甘初创‘抗旱会’至今，整整十五年了！北方这片土地，就几乎没彻底风调雨顺过，大旱连年，蝗灾、雹灾亦不时而至。我大同社上下，从您到我，再到高俊、土根这些扎根地方的干部，哪一个不是绷紧了弦，将抗旱救灾视为头等大事，拼尽了全力？”

他微微前倾身体，语气加重了几分道：“这十五年来，我们挖渠打井，推广新种，组织互助，千方百计才勉强保住北方粮食未有大规模减产，未曾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这其中艰辛，您是最清楚的。

高俊、土根他们想做出成绩，方法固然错了，急躁冒进，但其本心，未必不是想告诉天下人，即便在这旱魃肆虐之地，只要肯下死力，地也能多打粮食！他们是想给连续抗灾十五年、已身心俱疲的同僚和百姓们，打一剂强心针啊！”

刘永继续道：“再者，他们的做法固然代价巨大，不可推广，但客观上是否也证明了一件事？即便是北方的土地，只要肥力能跟上，产能仍有极大的潜力可挖！这至少告诉我们，增产的路子没有错，错的是目前代价太高。

那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了：不是否定增产，而是要想办法，要么找到更便宜易得的肥料替代鸟粪石，要么就想方设法大幅增加鸟粪石的输入。我们找到了一条虽然艰难但却正确的方向，这本身，或许就是孟津试验最大的价值。”

他最后恳切道：“元首，对于这些在抗旱一线苦苦支撑了十几年的人，现在需要一点鼓励，哪怕只是一个点头，肯定他们的方向是对的。过于严厉的斥责，恐怕会寒了人心，挫伤了这份难得的积极性啊。”

徐晨沉默了，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目光投向窗外萧索的冬景，良久，他缓缓吁出一口气，脸上的严厉终于化为一抹复杂的苦笑道：“罢了，天下十五年大旱，大家都不容易。方向没错，积极性更不该打击。不过你盯着一下地方，发展农场还是要以农户自愿为主，他们想退出，地方上不得阻碍。”

集约农业的农场制度，肯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他只是担心陈子昂他们急功近利，弄一些虚假的成绩，但如果现在就这样打击他们，又有可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反对农场制度，这又不符合他的心意了。

果然是想把握一个度是最难的，大家最容易做的还是走极端，看来有些该交的学费少不了。

“遵命！”刘永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