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88章 共注臣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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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五年的深秋，长安城笼罩在一片肃杀的金黄与萧瑟之中。然而，宫廷与朝堂之内，却因“建言十二事”部分政策的成功推行、皇后智囊团“北门学士”的悄然运转，以及由此带来的微妙权力格局变化，而涌动着一股与季节截然不同的、充满思辨与建构意味的暗流。武媚娘的政治声望与影响力，如同秋日经霜的果实，日渐沉实饱满。但她也清醒地意识到，声望的巩固与权力的延伸，不能仅仅依靠零散的政策成功和个人的政治手腕，更需要一套系统的、能体现其治国理念、并能为广大官员（尤其是中下层官员）所理解、认同乃至遵循的思想准则与行为规范。她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官僚伦理层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与评价标准，以引导、约束官员行为，凝聚政治共识，并为未来更深层次的改革铺平道路。

这个念头，在她与“北门学士”的日常探讨中逐渐清晰，也在与李瑾通过隐秘渠道进行的数次“学术交流”中不断深化。李瑾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当前朝政虽有“实学”新政推进，但官员队伍的思想混乱、标准不一现象依然严重。许多官员，尤其是中下层和地方官员，对“忠君体国”、“勤政爱民”的理解仍停留在空洞的道德口号，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指引；对新政的理解也深浅不一，执行中常出现偏差。若能制定一部既秉承儒家正统伦理、又融合当前“新政”精神、且对官员日常行为有具体指导意义的“官箴”或“臣轨”，无疑将对澄清吏治、统一思想、稳定朝局产生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这能巧妙地将皇后（未来可能还包括皇帝）的政治理念，以“经典注疏”或“行为规范”的“非政治”形式，渗透到官僚体系的毛细血管中。

这个构想，与武媚娘的想法不谋而合。两人很快决定，合作撰写一部名为《臣轨》的著作。由武媚娘提出核心思想、总体框架与政治要求，李瑾则负责结合具体政务、吏治实例与“实学”理念进行阐释、补充和润色，使其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性。具体的文字工作，则可以交由已受“新学”熏陶、文笔渐趋成熟的“北门学士”元万顷、刘祎之等人来承担初稿起草与资料收集。如此，既能保证核心思想不走样，又能发挥各自所长，提高效率，还能进一步锻炼“北门学士”的团队。

这个计划得到了皇帝李治的首肯。当武媚娘以“感念陛下勤政爱民，欲与李相及几位学士共同编纂一部辑录古今贤臣嘉言懿行、阐发为臣之道的册子，一则为陛下分忧，二则亦可作为宫中皇子、公主教化之用，三则或可供朝中有志之士参考”为由，向皇帝提出时，李治欣然应允，认为这是皇后“贤德好学，心系国是”**的又一体现，甚至表示“成书之后，朕要亲自御览”。

有了皇帝的支持，编纂工作便迅速启动。武媚娘亲自拟定了《臣轨》的大纲，分为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十篇。每篇之下，又细分若干条目。她要求，此书不仅要引用《尚书》、《论语》、《礼记》等经典，也要结合《贞观政要》及本朝明君贤臣（尤其是太宗皇帝）的言行，更要将“建言十二事”中体现的“劝农桑薄赋役”、“广言路杜谗言”、“益禀入”、“得进陟”等精神融入其中，并适当采纳“实学”重实效、利民生的理念。

编纂的核心地点，自然放在了“集贤斋”。这里环境僻静，资料相对齐全，且是“北门学士”的大本营。武媚娘每隔数日便会亲临，听取进度汇报，审阅已完成的篇章，提出修改意见，有时甚至会就某个具体条目的表述与元万顷、刘祎之等人进行激烈而深入的辩论。她的思路清晰，要求严格，尤其注重将抽象的道德要求与具体的政务实践相结合。例如，在“守道”篇中讨论官员如何坚持原则时，她不仅要求引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古训，更要求加入具体案例，如面对上官不合理命令时应如何依法依规据理力争，同时又要注意方式方法，保全大局；在“利人”篇中，她强调“利人”不能空谈仁政，而要落实到“劝课农桑以足食”、“兴修水利以防旱”、“平准物价以安民”等具体实务，并要求引入“新式农具推广”、“铜匦纳谏”等本朝新近实例。

然而，随着编纂的深入，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北门学士”虽然才华横溢，经李瑾点拨后对“实学新政”也有了一定理解，但他们终究缺乏高层政治历练和实际处理复杂政务的经验。许多条目写出来，引经据典固然漂亮，但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往往显得理想化或流于空泛，难以真正对官员起到精准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涉及官员考核、刑狱断案、边镇防务、财政度支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他们的论述更是显得力不从心。

武媚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她知道，要让《臣轨》真正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成为未来官员的“行动指南”，而非一部束之高阁的道德说教，必须引入更强大的、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外脑。这个人选，非李瑾莫属。他既有深厚的经史功底（能确保思想不偏离正统过远），又有丰富的“督行实务”经验，对吏治、经济、军事、工程等各领域皆有涉猎且见解独到，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理解并认同她试图通过《臣轨》传达的政治理念。

于是，在《臣轨》编纂进入关键的中期阶段，武媚娘通过郭老夫人的渠道，向李瑾发出了“共注”的明确邀请。她将自己对当前稿件不足之处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内容深化的期望，写成了一份详细的纲要，连同已完成的数篇初稿，一并秘密送出。

数日后，李瑾的回信与厚厚一沓批注修改意见，被悄然送入集贤斋。在信中，他高度赞扬了武媚娘的总体构思与“北门学士”的前期工作，并针对初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系统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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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所虑极是。《臣轨》之要，不在辞章华美，而在能指导行止，澄清吏治，统一思想。观诸稿，道德之论多，实务之规少；原则之说多，方法之授少。此为一病。臣之愚见，可从以下数端着力改进：”

“一曰‘道’‘术’结合，以‘术’释‘道’。如‘守道’篇，不仅要讲官员当坚守何种道义原则，更要具体阐明，在面对不同情境（如上官不法、同僚倾轧、民情汹汹）时，如何运用现有法度、制度与智慧来坚持原则，保全自身，完成职责。可引用本朝御史如何依法弹劾、地方循吏如何巧妙化解矛盾的实例。**”

“二曰融入‘实学’精神，强调实效与数据。在‘廉洁’、‘利人’等篇中，不仅要求官员清廉爱民，更要求其懂得如何有效地‘利人’。可加入如何核算赋役以使民不困、如何组织工役以提高效率、如何利用新式农具与技法增产等具体方法论的讨论，并强调以实际效果（如仓廪增实、户口繁衍、诉讼减少）作为检验官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三曰区分层级与职司，增强针对性。朝廷官员，上至宰辅，下至胥吏，职责不同，《臣轨》的要求亦应有所侧重。可在相关篇章中，对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官员，提出更具体的行为规范。如对地方亲民官，强调巡行乡里、听讼公平；对财赋官，强调账目清晰、杜绝侵欺；对边镇将领，则在‘良将’篇中详加阐述，不仅要求忠勇，更要求知晓天时地利、善抚士卒、明察敌情。**”

“四曰正面引导与负面禁戒相结合。既要树立贤臣楷模，阐明应为之事；也要列举奸佞恶行，标明不可为之禁区，并指出其危害。如在‘公正’篇，不仅要讲公正的重要性，也要具体描述徇私枉法、任人唯亲的种种表现与恶果，以作警惕。**”

除了这些原则性建议，李瑾还对每一篇初稿都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他在“同体”篇旁批注，强调“君臣同体”不仅意味着忠诚，更意味着官员需深刻理解朝廷（皇帝、皇后）的施政意图，并主动创造性地执行；在“至忠”篇，他补充了“忠”于职守、“忠”于百姓亦是“大忠”的观点；在“匡谏”篇，他结合“铜匦”实践，详细论述了进谏的技巧、分寸与朝廷纳谏的责任；在“良将”篇，他更是大段增补，引入“格物所”在军械改良、地图测绘、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新思路，要求将领不仅要勇猛，更要善于利用新技术、新工具提升战斗力。

武媚娘仔细研读了李瑾的回信与批注，眼中异彩连连。李瑾的见解，精准地切中了初稿的软肋，并为其注入了急需的“务实”灵魂与“可操作性”血肉。她立刻召集“北门学士”，将李瑾的意见传达下去，要求他们以此为指导，对全书进行大幅度修改和深化。同时，她也指示，在后续编纂中，遇到疑难或需要实务知识支撑之处，可直接以“学术请教”的名义，通过特定渠道向李瑾咨询。

自此，《臣轨》的编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武媚娘把握思想方向与政治高度，李瑾提供实务智慧与具体方法，“北门学士”则负责文字的雕琢、资料的整合与初稿的撰写。三方通过隐秘而高效的渠道紧密协作。武媚娘与李瑾之间，也就许多具体条目进行了数次深入的“笔谈”，有时是思想的共鸣与补充，有时是视角的差异与辩论，但最终都能在“巩固朝纲、推行新政、利国利民”的大目标下达成一致。这种超越常规君臣、甚至寻常盟友的、在思想建构层面的深度合作，使得他们对彼此的理解、信任与默契，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集贤斋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沙沙的书写声、低声的讨论声、翻阅典籍的哗啦声，交织成一段隐秘而庄严的乐章。一部旨在规范大唐帝国成千上万官员思想与行为的典章，正在这深宫一隅，在一位皇后、一位宰相与几位年轻学士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成型。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武媚娘政治蓝图的重要一环，也是她与李瑾同盟关系深化的又一座里程碑**。

秋去冬来，当长安城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臣轨》的全书初稿，终于宣告完成。接下来，将是更为精密的修订、润色，以及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其呈于御前，颁行天下。